清谈一词，源于曹魏，盛兴于两晋。　　 清谈亦称玄谈，特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空谈玄学的现象，也就是一帮人经常聚会在一起，围绕某一个问题进行的辩论会。　　 清谈的内容主要指围绕老庄玄理之学，核心是事物的有与无，本与末。　　 玄学中的“玄”字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者，谓之深也。　　 玄学是以道家唯心主义理论解释儒家经典《易》为中心形成的思想流派，故将《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而又将《老子》《庄子》尊为“玄宗”。　　 玄学者，立玄为妙，高深幽远也。　　 东汉后期，汉家皇室衰弱，外戚宦官篡权，纲朝崩裂，礼法不存。　　 尤其是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群雄逐鹿，天下混战，不为苍生百姓，只为权势名利。　　 许多志存高洁者，隐居山林，与天地同。　　 于是，玄学兴起，不谈政与治，只说有与无。　　 曹魏年间，玄学的代表人物是何翼和王弼。　　 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万物的本体，而“有”是从“无”中产生的。　　 “以无为本”是玄学的核心思想。　　 有与无、本与末、言与行、一与多、动与静、梦与实，是玄学永恒的话题。　　 在政治上，他们则主张“无为而治”。　　 此时，正值曹魏正始年间，故人们称之为“正始之音”。　　 一时之间，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百工无不从之，蔚然成风。　　 于是许多高官名士、文人达客时常相聚，清谈辩论，不说苍生政治，只论本末有无。　　 谈政治那是庸俗之人，谈玄学才是高雅之士。　　 玄学谈得多了，自然也会影响人们的正常思维，于是一些追求性格独立，逍遥世外，放达恣意之人便脱颖而出。　　 这其中，便是以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他们隐居山林，不谈政事，抚琴长啸，整日高歌。　　 或是打铁为乐，耕田种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　　 或是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听涛观月，枕溪而睡。　　 或是率真不羁，嗜酒任性，形骸放浪，醉生梦死。　　 隐居、归农、喝酒、清谈，成为“竹林七贤”的四大特点，也是当时玄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时之间，“竹林七贤”名声在外。许多贵戚士族、文人墨客纷纷效仿，靡靡成风。　　 再后来，玄学进一步发展，他们追求性情直率、天真自然；放荡任性、无拘无束；蔑视法礼，看淡生死；穷究宇宙，感叹天地。　　 阮籍好喝酒，他家旁边就是一家酒店，酒店的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　　 阮籍常去店中喝酒，酒醉了之后，便若无其事地躺在女主人旁边睡觉，毫不避嫌。　　 还有一次，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不仅为嫂子饯行，还特地送她上路。　　 面对旁人的闲话非议，阮籍却说出了他的旷世名言：“礼法岂为我辈所设？”　　 刘伶身高六尺，不足一米五，相貌丑陋，好老庄之学，性情放诞，对生死看得很淡。　　 刘伶常常纵情饮酒，有时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待在家中。有人去拜访他，见他这个样子，然后讥笑他。　　 但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屋，以房为裤，你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干什么？”　　 刘伶嗜酒如命，常常驾着一辆鹿车，令从仆扛着铁锹跟在后边，而后对从仆说道：　　 “我醉死在哪儿，你便将我埋葬在哪儿算了！”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泰山郡人胡毋辅之与王尼、毕卓、阮放、羊曼、桓彝（桓温的父亲）、阮孚、谢鲲等人合称“江左八达”。　　 几人经常放荡任性，狂醉不醒，披头散发，赤身裸体，闭门饮酒，数日不归。　　 胡毋辅之的儿子叫胡毋谦之，生性放纵傲慢。每次喝到酒酣之时，便直呼父亲的名字。　　 有一次，胡毋辅之喝醉酒后，赤身裸体，被儿子胡毋谦之发现。　　 胡毋谦之便对父亲大喊道：“彦国（胡毋辅之字彦国），你不能这样啊，难道你要让我将来光着屁股背向东面墙壁吗？”　　 胡毋辅之听后哈哈大笑，毫不避讳，干脆把儿子叫进来一起裸身喝酒。　　 世人以为，放荡任性就是开朗豁达、天真任性的表现，醉酒狂欢、赤身裸体，那是清高者的表现。　　 “江左八达”之一的毕卓上任之时，船到江中，他眼望江面，于是对他人说道：　　 “要是我能得到装满一船的美酒，又有一年四季甘甜可口的食物放在船的两端，右手端着酒杯，左手拿着蟹螯，吟诵歌赋，便足了一生。”　　 从此以后，“右手持酒杯，左手执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成为玄学大家们的毕生追求，也成了玄学的形象代名词。　　 王衍是西晋时期的清谈领袖，他精通玄理，不论事务，专谈老庄，身着宽服，手抚麈尾，风度翩翩，时人见之，尽皆仰慕，称他为“一世龙门”，众人竞相效仿。　　 于是，鹤氅敞衣、手持麈尾又成为了玄学大家们的又一形象代表。　　 玄学之盛，风行天下，浩荡神州。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许多官员不学四书五经，专研老庄玄理；不谈国家政治，只论有无本末；不干实事，只管清谈。　　 世人也以清谈为荣，以务实为耻。　　 手持麈尾，聚会清谈、赤身裸体、醉死人生的那是大雅之人。　　 领军打仗、管理朝政、务求实事、耕田种地的那是庸俗之人。　　 当时，时任尚书左仆射、侍中裴頠看到“贵无论”风气盛行，便撰写《崇有论》加以反驳。　　 他说：宣扬空无之论，以浮华游荡为清高，以做实际事务为卑贱；做文章只要说虚无，就认为是玄妙；当官不务事务，就认为是高雅；讲吃穿不讲廉洁，就认为是旷达。　　 由此导致空虚的风气盛行，务实的风气衰弱。　　 可是《崇有论》一出，立即遭到以王衍为首等玄学之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贵无论”讲究解放人性，豁达人生，崇尚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这才是宇宙之大道。　　 后来到了东晋之时，玄学清谈风气更加盛行，王导、谢安等一众达官贵人每日聚众清谈。　　 一人发言，常常洋洋洒洒数万字，耗时数个小时。　　 一次清谈，少则一日，多则数日，众人围坐，彻夜不眠。　　 如此的社会风气、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员，难怪会有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