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书诚追踪的目标叫束炳澍，也是一名共产党。 　　 他是和陈延年一起被捕的黄竞西的同乡。国共合作期间，黄竞西介绍束炳澍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束炳澍来到上海，投奔黄竞西，电话里再三要求相见。 　　 鉴于束炳澍曾经贪污党的经费，黄竞西没有见他。但在束炳澍一来二去的电话纠缠中，黄竞西不慎说出了他要参加省委会议。 　　 更致命的是，他竟然泄露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束炳澍如获至宝，立即密报国民党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并且亲自引导反动军警登门缉捕。 　　 束炳澍当场指认了黄竞西，但他不认识陈延年，所以，当时陈延年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与陈延年同时被逮捕的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很快就叛变了。他虽然没有出卖陈延年，但是，后来他出卖了继任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 　　 束炳澍还主动告诉陈群，他从黄竞西口中知道，江海关有一个二等稽查员和妻子都是共产党。 　　 回想与黄竞西的几次电话，他判断，这个海关关员的家中藏有黄竞西控制的一部备用电台。 　　 军警认为，黄竞西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于是，他们在全上海设卡盘查，针对的就是茅韵声夫妇。 　　 军警没有上门抓人，主要是因为，束炳澍只知道那个海关二等稽查员的家住在东照里，但他不知道茅韵声的名字，也不认识茅韵声。 　　 事发时，束炳澍就躲在路口的一家茶叶店里喝茶，等待嫌疑人出现，他就出来辨认。 　　 从茅韵声的角度，他想到的是，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三位领导同志。包括陈延年在内，四个人都认识他。 　　 他们中只要有一个人叛变，他和沈芸就暴露了。 　　 所以，他们必须尽快撤离。撤离之前，必须把电台转移到安全地方——江海关的办公室。 　　 没有电台，就没有证据，即使被捕，也还有回旋余地。 　　 茅韵声身上揣着两枚手雷，一手拎着柳条箱，一手挽着沈芸的手。沈芸招手叫黄包车。 　　 一辆黄包车向他们飞奔而来。对于黄包车夫来说，茅先生、沈太太是老主顾，是大好人。 　　 就在此时，一个相貌标致的军警喝令：“站住！” 　　 黄包车夫应声止步了。茅韵声看到四个军警，雁阵一般朝他冲过来，像一张扑面而来的鱼网。 　　 他知道，自已判断错了，没有想到会有军警抵近盘查。 　　 其实，茅韵声没有错，因为他不知道有一个叫束炳澍的叛徒存在。如果没有束炳澍，军警不可能全上海到处布警盘查。 　　 顷刻间，茅韵声想到，军警必然要他打开柳条箱，必然看到电台。于是，他塞给沈芸一颗手雷，小声说：“我们分开跑，在十六铺码头会合。” 　　 实际上，他心里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只是想尽力掩护妻子逃命。但是，这个希望要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茅韵声拎着柳条箱朝北跑，沈芸朝南跑。两个人都没有跑过十步远，分别被两名军警开枪击中腿部…… 　　 出卖了同志的束炳澍，被二十六军授予中尉特务员，在二十六军军警特务连供职。 　　 同时，他还得到五根金条的赏金：抓捕陈延年赏两根，抓捕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各赏一根。 　　 这五根金条让束炳澍心理膨胀了。 　　 他说：“我还认识好多好多共产党，他们都在上海。给我时间，我能够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出来。” 　　 军警特务连当然求之不得，让他继续抓捕共产党。但他提出一个建议，将孙世杰和程为平调到特务连，与他配合。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当然，孙世杰和程为平也求之不得。抓捕共产党得到的赏金，比提脑袋打仗更安全，比当军警更容易发大财。 　　 一拍即合，他们组成了一个抓捕共产党的小组。 　　 三个人都脱下军装，根据身份需要，不断地变换着便服。他们像幽灵一样，游走在束炳澍认为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 　　 凌霄的锄奸队也在搜寻姓束的叛徒，但是，他们不认识束炳澍，甚至连他的全名都不知道。 　　 一般情况下，束炳澍在各处鬼鬼祟祟地搜寻。孙世杰和程为平，或一个人，或两个人，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一则保护他，二则随时配合行动。 　　 在国民革命军里，这个第二十六军是典型的杂牌军。任他们怎么卖力，都不会受到重视，都难免被缩编和裁撤的命运。 　　 他们三个人都知道，自已不是在干革命，而是在找共产党；也不是在找共产党，而是在找金条。 　　 对于束炳澍来说，他必须每天都显得煞有介事，因为只有这样，他在特务连才会有存在的价值。 　　 但正是因为束炳澍四处搜查共产党，才会被茅书诚意外撞见。 　　 ---------- 　　 中午，束炳澍走进虬江路新兴茶楼，孙世杰和程为平后一步，也走进茶楼。 　　 书诚跟踪进去，发现他们都在三楼，坐在两处，各自点了饮料和茶点。书诚随后出来。 　　 书诚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新兴茶楼，找孙先生和程先生两个人。 　　 电话那一头，孙世杰和程为平。这一头，书诚看到一个流浪儿阿柱。阿柱十岁，比书诚小三岁。 　　 书诚给了他钱。让他在电话里对孙、程说，提供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和中共地下党的线索，多少赏金？ 　　 对方说，十块大洋。 　　 书诚教阿柱说：“我想先拿到一块订金。” 　　 孙世杰说：“你先说。” 　　 阿柱说：“地下党员叫桂平安。开裁缝铺的。我知道他的裁缝铺在哪里。” 　　 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江苏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已经叛变，提供的中共地下学员名单中确实有凌霄和桂平安，还有茅韵声、沈芸。 　　 孙世杰和程为平说：“我们现在就到桂平安的裁缝铺，抓到人再给你十块大洋。” 　　 阿柱坚持要一块订金，孙世杰答应了：“我在茶楼一楼等你。” 　　 阿柱去了茶楼。 　　 这期间，孙世杰和程为平商议，这条线索，他们撇开束炳澍，单独干。撇开的原因是，不让他分享赏金。所以，他们跟束炳澍撒了个谎，走到茶楼一楼。 　　 阿柱得到一块银元，说：“一会儿，有两辆黄包车来接你们。” 　　 两辆黄包车是书诚安排的，已经给了车钱。书诚告诉车夫：“你们拉客人到兴业里街口，对客人说，走几步有个裁缝铺。你们还可以跟他们再要一份车钱。” 　　 黄包车来到孙世杰、程为平面前，说：“两位先生是到裁缝铺的吗？” 　　 孙世杰知道阿柱没有骗他们，这才给了阿柱一块钱。阿柱窃喜而去。 　　 孙、程到了兴业里裁缝铺，那里有一个伙计是个哑巴。孙、程直接搜查，竟然在一堆布头中查出一本已经翻烂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孙世杰、程为平就地审问哑巴，邻居有懂哑语的“翻译”说：“他师傅桂平安正在客人家做工，今天早晨还叫人来拿布料。” 　　 “在哪家？”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邻居说，“他就是个哑巴，他说不知道，肯定是真的不知道，你们不要为难他。” 　　 孙世杰、程为平决定暂时离开，在附近蹲守。他们选择蹲守的弄堂口有一个公共电话亭。 　　 中午，凌霄看到《申报》，第一时间赶到启秀中学对面的扬州面馆。 　　 茅书瑛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她的焦急是双重的，一则见不到凌霄，二则她到学校才知道，弟弟请了病假，没来学校。 　　 中午12点半，书诚来了。 　　 听了书诚的叙述，凌霄说：“阿诚，你太了不起了。我们一直在找他们，苦于不认识他们。现在好了，交给我们。你们等着听我们锄奸的消息吧。” 　　 书诚说：“凌大哥，我已经想出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