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建成“人民家园”(Folkhemmet)的可能性大吗？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还会对某些事实进行“修正”，以使结果符合自己的预期，从而达到欺骗自己的目的。 　　 此次美国大选中许多Dem的支持者都这么干了，他们制造了信息“回音室”将自己包裹于其中，甚至不敢相信Dem真的败选了。 　　 当然，不止是他们，其他很多人也这么干，其中一个例子是“福特神话”。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一条劳动力供给曲线和一条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交点坐标则表示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兹油市场提供的工资。 　　 兹油佑翼通常认为，如果政权用行正手段规定了一个高于市场行情的最低工资，那么愿意工作的劳方人数会增加，而资方愿意雇佣的人数会减少，这中间的差值就是失业。 　　 据此，兹油佑翼反对政权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认为这是扰乱市场的行为。 　　 显然，他们的理论站不住脚，因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是孤立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当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会使他们有更多的钱去消费，从而使得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这反过来使资方扩大生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需求曲线也向上移动。 　　 这样，虽然提高最低工资确实会增加失业，但增加的失业人数远不如兹油佑翼吹嘘的那么夸张。 　　 据此，兹油佐翼又制造了如下一个福特公司的恩情神话：早在1926年，资产家亨利·福特认为，如果工人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旅游、野炊，他们就没有购买福特汽车的需求；如果工人没有高的收入，就不会购买自己的产品。于是他率先施行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并且为员工提高收入，后来员工也果然努力工作，用行动回报心地善良的资产家亨利·福特的恩情，让他狠狠地发财。 　　 兹油佐翼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只要资产家善良又聪明，那么他们就会自发地革新，提高劳动者的权益，因而暴力歌名是多余的，而且进步是必然发生、水到渠成的。 　　 兹油佐翼同样认为，现在有一撮资产家又蠢又坏，只要把这帮笨蛋全都换成亨利·福特或者于东来那样的聪明人，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恩情神话”不是真的。如果给员工提高工资就能使自己发财，那么很多资产家为什么不这样做，难道是因为他们全都不想发财吗？ 　　 难道这些资产家是天生的坏种，坏到宁愿亏钱也要坑害别人，坏到连自己赚钱都不愿意？Marx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福特公司的高生产率并非得益于员工的“积极性”，而是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发明与使用。高福利并不能为福特公司带来直接好处，相反，公司必须依靠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以维持高福利。 　　 许多美国汽车企业很想知道福特公司是如何实现如此惊人的生产率的，而为了保守流水线的秘密，亨利·福特在他的工厂附近修建了房子并廉价出售给自己的员工，以让他们集中住宿，同时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以确保员工舍不得离开福特公司，保持他们对公司的忠诚，从而达到保守秘密的目的。 　　 但是，尽管亨利·福特采取了很多保密措施，技术扩散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很快全美的汽车企业都开始陆陆续续地采用流水线生产的模式，亨利·福特发现他的企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地位，而且相比于其他车企，还要承受额外的福利负担，只能勉强度日。 　　 幸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与国会于1938年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以行正和法律手段将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确立了下来，这位具有极全倾向的罗斯福总统强迫全美所有企业遵守，这才为福特公司缓了口气。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车企的技术追上了美国车企，且日本车企没有那么高的福利标准，日本汽车慢慢取代了美国汽车成为世界主流， 　　 21世纪，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又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领域完全击溃了日本。而且西方大国的福利标准更低，那么可以预料，西方大国汽车取代丰田、本田也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兹油佐翼这个“恩情神话”的理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员工工资的增加本来就会扩大需求，老板的产品也更会容易卖出去，那么它究竟错在哪里呢？ 　　 答案在于兹油竞争。市场上所有的企业实际上共享一个消费市场。福特公司给员工涨了工资，大部分员工很可能会拿这笔钱去吃披萨、坐飞机旅游、供孩子上更好的学校，等等，只有很少一部分员工会选择购买福特汽车。 　　 福特公司用自己的钱扩大了需求，而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好处却大部分落入了食品公司、航空公司和私立大学之手，福特公司自己吃不到。 　　 于是，所有企业自然都希望别人给员工提高工资，而自己则坐享其成。 　　 这就构成了一种经济学上的博弈，可以简化为如下情况： 　　 如果每一家公司都给员工涨工资，那么他们都会获得中等的利益； 　　 如果有些公司涨工资，其他公司不涨，那么涨工资的企业会亏损，而其他企业则获得巨额利益； 　　 如果所有公司都不涨工资，那么他们都获得少量利益。 　　 显然，这个博弈模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第一种情况，而“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则属于第三种情况。 　　 在完全兹油的博弈中，最终结果必然是第三种情况，不存在“聪明善良资产家自发涨工资”的情况，因为聪明和善良，二者无法得兼。 　　 如何达到第一种情况，这就必须依赖于强制力，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美国1938《公平劳动标准法案》，以及苏俄1917《劳动法令》。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劳动法于1940年进行了重大修改，延长了各工业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长，缩短了假期，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在经济全球化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由于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世界政权”来将它的强制力施加给每一个国家，当某国的营商环境不够友好时，资本就会外逃，从而在该国引起失业与动荡。 　　 尽管部分欧洲国家可以凭借技术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暂时在本国维持高福利，就像1926年的福特公司那样，但这显然是无法长久的，因为优势不是永久的。 　　 正如在第二个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大学教授、湾区程序员、科研工作者、高级工程师这样的人大概率不会喜欢欧洲“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 　　 高税收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会大打折扣，而高福利则意味着劳动力工资高，他们在雇佣保姆、钟点工、水管工、点外卖时会花费更多的钱。 　　 米哈伊尔·布林是苏联数学家，在经济管理部门任职。他和他的同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线性规划算法，并将其应用到计划经济领域。 　　 米哈伊尔的收入并不比哈尔科夫机械厂或者南俄罗斯集体农庄的普通劳动者高多少，甚至部分熟练技术工、劳动模范的收入比他高。然而当他移民美国以后，没有任何美国工薪阶层可以望其项背。 　　 后来，米哈伊尔的儿子谢尔盖·布林更是作为googl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跻身顶尖富豪的行列。 　　 而在今天，尽管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依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收入远低于美国，但大学教授、研究员、正高工程师的收入却非常接近，此外该国舍得往项目中投钱，这是西方大国越来越具有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只会有更多研究型人才踊跃投奔西方大国。 　　 另外，千万不要认为研究人才会和科技巨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研究人才和科技巨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正如医生工会更倾向于伙同医药复合体，一起从患者身上获取巨额利益，而不是反对医药复合体。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税、高福利对劳工友好，但对教授、研究员与工程师等人不友好。一些人喜欢高税、高福利，不代表其他人也喜欢。 　　 那么，如果没有语言和文化的屏障，可以轻松兹油地选择，一名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科技资产家会选择在欧洲发展，还是去美国？答案不言而喻。 　　 因此，面对美国和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兹油的国度，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技术优势可能会在二十年内消耗殆尽。 　　 无论欧盟如何费尽心机地扶持欧洲科技企业，这些科技企业都注定难以与美国和西方大国竞争，除非欧洲全面放弃建设高福利社会的尝试—— 　　 或者整个世界被统一在红色的旗帜下。在这种情况中，米哈伊尔·布林们还能往哪里移民，火星还是月球？ 　　 或许，企图在某一个地方单独地建设“理想社会”、“人民家园”(Folkhemmet)的尝试是注定徒劳而无功的——劳动者必须先解放世界，然后才能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