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正资源与“一刀切”做法 　　 法律和行正命令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执行。要贯彻政权的意志，依赖于行正资源的投入。 　　 关于行正资源，有一个经典的案例：为什么要“一刀切”地禁止交易所有的象牙？为什么不可以把自然老死的大象的象牙拿来卖？ 　　 这是因为如果允许交易老死大象的象牙，那么很快便有一大群大象年纪轻轻就非常懂事地自然老死。 　　 很显然，如果政权把足够多的行正资源投入到大象保护的领域，对每一头大象的健康状况、生存状况、衣食起居都进行详细的监管，那么能不能做到，在不被偷猎的前提下，交易真·自然老死大象的象牙？ 　　 答案是可以，但没必要——因为和交易这些合法象牙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相比，投入如此众多的行正资源完全是一种浪费，得不偿失，还不如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类似的例子还有sex行业。Sex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许多动物学家都发现过公猴给母猴食物，从而换取交配权的案例。 　　 然而，sex行业经常伴随着UnderworldSociety (黑帮)、人口贩卖、人身控制和暴力虐待，没有哪一个进步政权可以容忍这一切，但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在阿姆斯特丹的红色灯区，荷兰政权会对每一为女性工作者都进行严密的管理，其中包括登记，按时体检，以及定期的个人信息追踪，以确保这些工作者不是被贩卖来的，而且确保她们是“个体户”，背后没有控制和抽成的组织者。 　　 此外，该地区甚至还设置有“开放日”，允许普通游客参观这些女子的工作环境及卫生条件，等等。 　　 而在太平洋西岸的西方大国，以上情况统统视为非法。但在法律层面，依然做出了区分：凡是以个体户身份从事该行业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拘留和罚款；而倘若是有组织的，那么组织者将遭到《刑法》的制裁。 　　 从这种区别对待可以看出，对于西方大国而言，真正严厉打击的，还是sex行业背后可能存在的Underworld society，防止这些Underworld份子进行人口贩卖和人身控制。 　　 那么西方大国为什么不像荷兰政权那么做，而是采取“一刀切”的策略呢？这同样是为了节约行正资源。 　　 同样的例子还有税收。 　　 在美国，联邦税务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门。就连芝加哥黑帮的大佬，五星评论家阿尔·卡彭先生，都劝告自己的后辈一定要按时向联邦政府缴税。 　　 美国的各项税款非常精细，且极其严密。而在西方大国，许多规模较小的商店、餐馆、菜市场都是从来不会开任何发票的，而且政权也难以逼迫它们向顾客开发票。 　　 西方大国下属机构人手严重不足，无法强迫这些商店餐馆为顾客开发票，更无从得知这些商店餐馆的详细经营状况，因此他们只能估计一个严重偏低的数值，并且要求餐馆和商店按照这个值来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这种“估算征税”，也是一种“一刀切”做法。 　　 显然，西方大国的税务比美国联邦税务局要粗糙得多，这同样是因为他们缺乏行正资源。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各级政权一共拥有约两千万名雇员（不包括军人、合同工），即使除开公立学校教师、清洁工、消防员等与行正无关的人员，也还剩800余万名政权雇员。 　　 而在西方大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超过7000万人，但很多属于教师、医生这样的“事业单位”，公务人员仅700万人（也不包括合同工），即使加上工会妇联當群等和行正有关的杂七杂八的部门，一共不会超过1300万人。 　　 可见，西方大国行正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更低于一大票欧洲国家。因此，西方大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来节省行正力量。 　　 这些节省下来的行正资源，一般被投入到“打击管制精神药物”、“抗击自然灾害”等政权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地方。 　　 那么政权认为意义不重大的地方呢？那就只好一刀切或者看不见了。 　　 正因如此，该国存在运动式XX的情况，如运动式打击黑帮、运动式打击府败、运动式维护交规、运动式打击教培、运动式消除贫困、运动式扫除皇涩，等等，风头一过就会再次兴起。因为该国的行正力量不足，除了禁止精神麻醉药品这种基本国策以外，其他很多活动都难以常态化开展。 　　 在展开某项运动的时候，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抽调人手，会让民警来辅助交警，甚至会出现公立小学教师、公立医院医生被要求参加“脱平工肩”的情况。 　　 所以，西方大国实际上拥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政腐”，是真正意义上“兹油的国度，勇敢的家园”。 　　 因此，“执罚必俨”不是说说就能变成现实的。每一位总经理在制定策略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自己拥有行正资源的情况。如果贸然制定了一项需要耗费大量行正资源的策略，那么往往会事与愿违。 　　 制定策略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想到它不是一经推出就能迅速落实的。总经理必须要慎重考虑自己的策略有可能会被执行成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