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保证通信联络。不言而喻，假如没有通信设备，堆积许多情报消息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一个情报网来说，通信联络等于潜水员需要氧气。只要气管失灵，人就马上闷死。 　　 必须承认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水下和水面隔绝，通信联络还没有搞好。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情报中心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收发报员都缺乏。 　　 随后，“红色乐队”逐渐搞到了设备，布置了人员。柏林有三架发报机。比国有三架。荷兰有三架。短时间内，法国还默不作声。我很着急，切望法国赶快参加这个电波的协奏会。 　　 我们掌握的通信手段并不限于无线电。首先，并不是什么情报都能由电台发出去。港口设备的图纸，要塞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等都没法用电报打出去。碰到这样一些材料，我们用化学墨水，主要还是用微型胶卷。直到1941年6月为止，绝大部分在法国收集到的材料，都交由苏联驻维希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出去。我们绝对避免身上带着材料越过分界线。我和菜奥想出了一个办法，并且由我们俩最先使用。先租一间卧铺车厢。另外一名组员再去租一间车厢，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车到磨坊站，要过分界线，交通员和他带的行李自然都受检查。德国宪兵打开车厢，里面没有人，宪兵不用停留，随即走了过去。过了分界线，交通员只消进去取回藏着微型胶卷的笔，那便万事大吉了。 　　 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经理和职员都带得有多特工程局的证件，他们来往十分方便。另外一些交通员也很别致。负责柏林跟比京之间通信联络的女交通员，名叫瑛娜·英顿。她长得十分美貌，在时装公司当模特儿。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布朗以及纳粹大官们的夫人都在那家时装公司定制衣裙。还有一个茜蒙·费特，在巴黎当比利时商会职员，负责巴黎和比京之间的通信联络。她只要把信件交给比京交易所的联络员，这人就会负责转送。我们还利用一位开过分界线的火车的司机。还有渡海开往斯堪的纳维亚轮船上的海员。 　　 自从东战场战事开始以后，我们的行动迅速发展。原来那种手工业操作法不顶事了。不管那些窍门有多么巧妙，多么有效，多么富于想象，多么象侦探小说，毕竟再也不够用了。我们情报组的材料不仅数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要求迅速。苏联投入战斗以后，武官苏斯洛巴罗夫离开了维希。唯一可用的只剩下了比京的联络站。但是在那儿发报却靠不住。安全上，功效上靠不住。 　　 因此，我们急需在法国设置通讯站。我要求局长联系法共电台的负责人，让我去找他，相信一定能够给我臂助。局长同意了。就这样我和费尔南·包利奥尔订了约会。他的代号叫杜伐尔。 　　 我们俩头一次见面便十分满意。我觉得他真算得人地两宜。他身上有一股子热气，叫我一见倾心。尽管他在法共党内负有重要责任，毕竟还是答应了为我们找电台，训练报务员。 　　 他是南方人，老是乐呵呵的谈笑风生。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他总是笑咪咪地担负起来，笑容就象他家乡的太阳那样明亮温暖。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拿《人道报》来识字。他很早便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因为向往航海，进了马赛的水文学校，毕业后当商船报务员。他在海军服役三年，上了黑名单，退伍后没法找到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他投身于新闻工作，用全部时间为国际红色救护组织的喉舌《保卫》写文章，同时还为龙河口的党组织到各地去做演讲。1936年，法共在马赛创办双周刊《红色南方》，可是经费分文无着。他却不在乎，仍然当了总编辑，凭他对新闻事业的爱好，奔走呼号，不管是找印刷厂，还是当跑街，反正什么都干。就凭他的这份劲头，读者越来越多。有人说，《红色南方》名虽叫双周刊，实际上却一周出双期。这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一爆发，包利奥尔便奉命搞无线电侦查。老天爷真会开玩笑1日后的法共电台负责人身兼“红色乐队”的电台负责人，居然负责侦查地下电台。复员后，他马上参加抗敌组织，着手建立秘密电台，并且培养报务人员。 　　 法共给我们的这份厚礼非常重要。我们是十分明白的。包利奥尔很快就装好一部电台。至于报务员呢，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让我去跟索科尔夫妇取得联系。 　　 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信报中心的联系早已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期酌期的，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 　　 “我有一座电台和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重要。 　　 他告诉我说：“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