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间谍的神话，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通，决不突出。在这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而。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和我打招呼。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个明白。她说： 　　 “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①。除了格罗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渡。所以，在吉伯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道的事情。对这种组织来说，性命攸关的东西便是通信联络。 　　 所以我们一开始便特别注意约会的技巧。 　　 最安全不过的是两个人在自然的场合会面。比方说，1939年露芭和肯特会面，非常自然，因为他俩当时都在比京大学上学。利用学校条件最为优越。不然，为了赴约，两个人各自都得提前离家，在街上遛达。而在学校会面，各人只消照旧干着各人的事，尽量别到会晤地点去遛达。原则上，乘地道车最好坐最末一节，最后才下车，这样才便于观察前面下车的乘客，自己却没人能跟踪。换了车，再来这么一套，直到确实知道背后实在没人盯梢。两个联络员这才各人找预先指定的公用电话，检查一下电话本，看看约好的暗号是否做了记号。比方说第十行，第十号画了一画，等于说太平无事。 　　 会晤本身，看上去应该出于偶然，最长不过几秒钟，一般都在地铁过道里进行。我有时在游泳池里约会人，只消两个更衣间连接在一起，而中间隔的板壁又不到一人高。在这种条件下交换文件，确实十分理想。稍为变化一下，也可以利用比较冷清的咖啡店和饭馆的盥洗室。两位情报员也可以在剧院碰头。当然，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碰头纯出偶然，各人的戏票也是别人代买的。 　　 这种辗转投递的情报，一般写在极薄的纸上。重要消息则用化学墨水书写在一封无足轻重的书柬行距中间。有时候，情报员投递情报，彼此却不用见面。一方面把包裹搁在约好的地方，诸如树脚下，铜像脚下，另外一个人则稍为等一下，便去拿了。照规矩，我们从不用电话谈工作。 　　 在比京的时候，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了肯特，并一再叮咛，若非大祸临头，万万不要使用。有一天，我刚回家，只听见露芭在打电话。原来是肯特在跟她讲鸡毛蒜皮。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对我们来说，电话不过是一种检查手段。每逢发完了报，我往往打一个电话到发报的公寓或别墅去。一听到熟悉的答话声音，我马上把话简挂上，这说明一切进行顺利。有时候我也用暗号，比方说：“喂1某某先生住在这儿吗？”“他不住在这儿，你搞错了。”译成明码就是说：“太平无事。”万一非打电话不可，那就说反话。“我离开巴黎”就是说“我呆在巴黎”。“我星期一回来”就是说“我星期六在”。因为我们绝对不说真日子、真钟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我们搞联络的技巧也与日俱进。1941年，我们几乎已经炉火纯青。机器开动，由下而上，不出事故。然而，搞情报的人跟别人一样，各有弱点，而且很不容易克服。例如阿拉莫最爱汽车。可是我们一般不用汽车，因为领执照，出车祸等等，都会招惹麻烦。我很喜欢阿拉莫，所以为他开一个例。他开起跑车来好似开飞机。有一天，他送我去诺克，跑车当真飞了起来。我出了汽车，车子已经不成东西，我就是一声不吭。阿拉莫啾着我大叫： 　　 “你骂我吧！骂我吧！我差一点要了你的老命啦！” 　　 “你要我说什么？傻瓜，你连一辆汽车都不会开。” 　　 除非“因公”，喝酒是禁止的，赌钱也不行，情报员整夜玩牌，乃是最坏不过的。棘手的是男女问题。又是那个阿拉莫，他有一天来跟我说： 　　 “告诉你，奥托，我实在闷得慌。我当然愿意服从命令，可我到底不是和尚嘛。” 　　 “别人在莫斯科怎样对你说的？” 　　 “不准跟女人发生关系。” 　　 “噢，你还没有动身就骟了。你想干就干。我只给你出三个主意：别去窑子，别着迷，别搞朋友的老婆。” 　　 阿拉莫基本上照办了。 　　 搞秘密工作的人缠上了女人，真是后患无穷。白天，我们还能掌握自己的言谈、举止。可是，夜里谁能一定不说梦话呢？对我来说，讲话还不算短处。我讲法语，口音特重，语法也不怎么样，可是，我是比国人嘛，有什么稀罕呢？不过，也不一定逃得过细心的人。有一次，在比京，肯特慌慌张张来赴约。他对我说： 　　 “我让人看破了。我打电话租房子，房东问我是不是俄国人。” 　　 “你把对他讲的话再说一遍。” 　　 “先“伤”，您好。” 　　 我打断他说：“这就够了。” 　　 房东认识俄国人，知道他们口音的特点，说不好“先生”。 　　 这些小事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也不敢说迟早不会由于这些小事情让盖世太保发现我们的踪迹。 　　 ①后来迁往霍斯曼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