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士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个哥萨克师团，被敌人孤立和包围了。他身负重伤，但居然逃脱了，躲在农民家里，农民偷偷给他养伤，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恢复健康后，他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友军的战线。人家却马上审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了？德国人给了你什么搜集情报的任务？”他震惊得呆住了，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捕了，下场是卢比昂卡······ 　　 我的第二个难友，内战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大战开始，他已经当了师长。在德军步步进逼下，他的部队奋起抵抗， 　　 他们都还活着，因此请理解我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 　　 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师不久就被歼灭了。师长带领着一小股士兵，插进森林，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的基地后来暴露了，受到了袭击。师长和两个同伴侥幸逃了出来，在游击队的掩护下，他终于回到红军的队伍。由于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他被逮捕起来。他犯的大错误，就是没有死，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第三名将军遭到监禁是毫无道理的。他的罪状是战时曾经在朱可夫的参谋部里工作······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这三个将军并不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坚持共产党员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看门狗的训斥，毫不理睬。他们保存着镶着红星的皮帽子。我还记得他们怎样消磨时间，没完没了地玩他们用面包心做的多米诺牌。 　　 有一天，一个新的看守-顶多是个士官长-走进牢房来，勒令囚犯站起来向他敬礼。那三个军官继续玩他们的牌，其中的一个连身也不转一下，说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红军的将军要在一个士官的面前站起来的？” 　　 这士官只好罢休。以后，他总算接受了这个教训。 　　 要是不玩多米诺牌，我们便长谈时事。我那三个同伴，有一个最有政治头脑。他很明白他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内政部的某一个密探过分卖力气而造成的。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 　　 “内政部刽子手们所作所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使、鼓励和指挥的。” 　　 证据多不胜数，可以互相对证，刻画出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镇压的可怕情景。例如那个将军告诉我的故事，是两个犹太医生的经历。他俩是亲兄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军医院里工作，在德军的进逼面前，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当主任医生的那个下不了决心抛弃他的伤病员，就决定留下来，在敌人占领下，继续照顾他们。这样，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不愿落在纳粹手里，便和医院的其他医生（除了他兄弟以外）逃走了。他参加了游击队。战后，这两个犹太医生都被逮捕了，主任大夫被控同敌人合作；另一个被控临阵逃走和抛弃他的伤病员。 　　 真是辩证法万岁！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个党员还给我讲过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惊人的招待会。他被捕前，当过翻译--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当时，他国家的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亲自前来同苏联的领导人会谈。他们讨论了一整天，晚上，斯大林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一个亲切的宴会，翻译员也参加了。宴会后，气氛是十分轻松愉快的。斯大林快活地走到乔治乌·德治身旁，友好地搭住他的肩膀，说： 　　 “你听着，乔治乌，你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但是你仍然头脑十分简单。你还懂不了什么。可是你却领导一个国家，你就象一个排长要去指挥一个军团。你要想吃得消，那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与会的人在这种粗暴的侮辱下，震惊得酒也醒了，谁也不敢再开口。对斯大林的这番话，他们只好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位“说笑不笑的大师”十分幽默，他开玩笑开得同他摆弄马列主义理论一样高明。瞧，这就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关系！ 　　 我另外的一个难友是个波兰老党员，他居然逃脱了1938年的清洗，这简直是奇迹。他给我叙述了斯大林的另一个招待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5年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 　　 “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党人的大师”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库恩事件中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基负责搞这些肮脏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病学家负有把他 　　 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 　　 “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 　　 “民族？”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重新审问他的身世： 　　 “民族？”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 　　 “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 　　 “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要知道你自己是俄罗斯人啊！” 　　 那精神病大夫反驳说： 　　 “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在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Friend（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难道美国人写信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以色列军队。我那位医生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去捉弄那个侦审官。有一次审问他时，他要求说： 　　 可以为国家做点工作。” 　　 “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 　　 “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日才被枪毙呢？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 　　 “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己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年青军官。他狂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胜利，怀恨在心。以后他参加了红军。时间并没有能够平息他对现政权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德国的进攻使他高兴若狂。战争一开始，他便想投到对方去。当弗拉索夫按照德国人的意旨建立起这支出了名的“俄罗斯解放军”时，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可是大失所望！这个向往旧沙皇制度的人，由于相同的思想意识而投到纳粹的一边，却发现弗拉索夫的军队是个骗局，主要是被德国人利用来进行宣传而已。他当了弗拉索夫部队的政委，徒劳无益地想给他的人灌输些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哪知这些人是迫于饥饿而投到敌人的旗帜下的。要么就在集中营里慢慢饿死，要么就穿上“俄罗斯解放军”的制服，于是红军许多被俘的士兵便选择了苟延残喘的道路。 　　 弗拉索夫的助手给我们讲那些人怎样在第一次较大的交战中就成批地开小差投奔红军。一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空军部队起飞了······却飞到了苏联的机场。 　　 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参谋部内，那些军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地的人；他们主要赞赏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奋斗》。经过了几个月，“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部变成了一帮兵痞子，他们才不关心解放什么地方呢！弗拉索夫的军队毫无军事价值可言，德军最高统帅部便把他们调到被占领国家去执行镇压任务。 　　 弗拉索夫的助手在他上级和参谋人员接受审判的整个期间，都同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这位老先生先前有多么狂热，现在就有多么无耻，每天晚上他都给我们讲述白天过庭的情况；他讲得很客观，自己觉得很有趣，好象他不是被告，而是个观察员。 　　 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天，一开庭，弗拉索夫就表示要发表个郑重声明。他摆出英雄的架势，提高嗓门，对他的法官喊道： 　　 “无论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要进入历史的！” 　　 法庭听了他的慷慨陈词，默不作声，突然被告席上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声音： 　　 “是的，不错，你是要从屁眼进入历史的！” 　　 这就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弗拉索夫以前的助手，他打定主意要开玩笑开到底。 　　 他被判绞刑，宣判后，法官问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这个活宝站起来，煞有介事地对法官说： 　　 “我有个要求要提出来，我恳切地请求法庭不要把我吊在弗拉索夫旁边！” 　　 “那为什么呢？”法庭庭长惊奇地问道。 　　 “这会显得很滑稽，弗拉索夫那么高大，而我却那么矮小。这就势必破坏这个场面的严肃性。” 　　 人家来找他把他带到死囚的牢房去，他同我们握手，向我们声称：“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我只后悔一件事情：就是落在弗拉索夫军队这个粪坑里······” 　　 他讲这话，是心中有数的。 　　 除了这个弗拉索夫的助手和其他许多人，在囚犯的世界里还不停地遇到意想不到的人，使我惊讶不已。我同新囚犯认识的过程总是差不多的：门打开了，出现一个新面孔，一个新的身影；几秒钟内集中注意力，设法记起个什么名字。搜索点什么回忆，观察他到了我们这儿的一举一动，一见面就产生的印象，一般是错不了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呢？过去他曾经是我们的人吗？ 　　 虽然上了年纪，他的高个子还是笔直的，模样仍然很英俊，他穿的衣服同他高贵的举止适成对照。裤子太短，腿肚子也露出来了。披在身上的褂子太宽了。他好象走进“上流社会”的客厅里，走到我们每个人跟前，轻轻地点点头，用讨好的声音自我介绍。 　　 他走到我面前来，于是我听见说： 　　 “维塔利·朱金······” 　　 我望着他，十分诧异： 　　 “维塔利·朱金，“黑百人团”＊的团长？” 　　 “就是他本人。看来你是读过莫斯科出版的那本关于我的小册子了；但是当心，这同事实相去很远。” 　　 我接着说： 　　 “我要马上告诉你的是，我是犹太人。” 　　 “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什么要彼此隐瞒的，但是我要向你指出，多年以来，我已经不再反犹了。1935年，我在巴黎共济会的一个分会做过报告，题目是：为什么我不再反犹了。” 　　 朱金就安置在我旁边那个铺上。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给我谈他的生平······ 　　 战争初期，纳粹把他请到柏林，要他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但是这个倾向法西斯的反动派，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却拒绝了；他认为德国人并不关心俄罗斯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而是一心想要占领大片领土。整个战争期间，朱金隐姓埋名，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小村子里。希特勒匪帮溃败后，他决定返回苏联。胜利激起了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虚荣心。他留恋他的故乡，准备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即使在监狱里也好。 　　 他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使团。内政部值班的军官惊奇地望着这个自愿投案的人。他查看一张名单，看看要追缉的人里而有没有朱金，结果名单里没有他。那军官便回答他说： 　　 “你可以走了，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他并不罢休，第二天他又来了。有一个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面。朱金一说出姓名，他就站了起来，扑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 　　 “朱金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 　　 “终于有人认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梦想当飞行员的人便在贝尔格莱德到卢比昂卡的航线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礼。 　　 接着就是对他进行侦审······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侦审官说： 　　 “你何必跟我浪费时间呢，把我放到一个单人牢房里，我就把我的历史和我反对苏联的罪行全都写出来。” 　　 他把几百页纸写得满满的。每一次他被传去受审，房子里都挤满了军官来听他的“报告”；居然也有一种侦审是有教育意义的！朱金对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历史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作为“黑百人团”团长，他同其他两个人参加了各党派的代表团去要求沙皇逊位。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在下棋，不愿受到干扰。但他一听到来访的目的，他就放声大笑： 　　 “好啦，总算完啦！” 　　 “有什么办法呢，”朱金又说，“这是俄罗斯王朝的最大一个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确实古怪。他常常发表议论，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俄罗斯的伟大。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它实现了俄罗斯人世世代代渴望的目标。共产主义象个疣子，是要消灭的，但是帝国将留存下来。可惜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沙皇，他却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不懂得俄罗斯的灵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样，需要有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父亲来带领他们。唉，要是斯大林不是个布尔什维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国的伟大上面。 　　 “我不愿得到释放，”他说，“因为无论什么地方，人家都会象你那样对待我的。我希望给我一个牢房，让我可以继续写书，论述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这个顽固的反犹分子，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家伙却比共产党战士早得多获得释放。当局在一个乡村里拨给他一座别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不知疲倦地歌颂斯大林政权······ 　　 在这漫长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过是一些歇歇脚松口气的地方，是单调日子的一点调节。在几页的篇幅里，我回顾了这些浪费我生命的岁月······关于我的铁窗风味，我就只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余的千篇一律的千百个日日夜夜，却在我脑子里溶化了。希望随着岁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举动，忧心忡忡地看着时间无可挽回地损失掉，这就是囚犯永恒不变的生活。有什么可讲的呢？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生活，所能顾得到的只不过是怎样能够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