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我对他说： 　　 “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 　　 邹波: 　　 面写，一面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1952年1月9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4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个保险柜前面。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这句老谚语：“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