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还是丧事？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去。 　　 他告诉我说： 　　 “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 　　 “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月份，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 　　 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 　　 “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 　　 “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报纸？不，当然看不到！”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我是捷尔仁斯基＊＊的亲密战友。但是我放下了这工作，因为我不适应。我给你准备了几份报纸，你先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请忘记你是个囚犯。” 　　 老将军叫了茶和三文治来，还递给我一份1953年1月13日的报纸。头一页的标题是：《卑鄙的间谍和凶手伪装为医学教授》。下面是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页是塔斯社的一条公报，概括了“白衣战士的阴谋”。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保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医生搞的恐怖组织，专门用毒害的办法来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接着是九个名字，包括六个苏联著名的犹太教授。公报指出说：“这个恐怖组织的大部分人是同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的。” 　　 老将军很注意我的反应，等我看完了就问： 　　 “坦白地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领导人，他们应该去找专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点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迟了······” 　　 他把1953年4月4日的《真理报》递给我。第二页上刊登了内政部的一份公报，宣布： 　　 “现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认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国家保安部的调查人员逼出来的。他们使用的侦讯办法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 　　 老将军把报纸拿回去，然后给我指出用黑边框着的那一期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标题。我把报纸推回去，没有说出我们已经知道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月的一份《真理报》来，上面说：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解除他在内政部的一切职务。 　　 老将军对我说：“部领导决定要重新进行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于第一批复查的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把这话带了回来，牢房便沸腾起来。每一个人又都有了希望，这是有道理的。几天以后，我同房的一个犯人、一个将军，被叫到侦审处去，在那里，人家告诉他将要重新审理他的案子。 　　 在这一时期，清洗工作全面展开。新任内政部长塞罗夫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他主持这工作。6月26日解决了贝利亚，那个结着鲜艳领带的阿巴库莫夫也被捕了，白衣战士阴谋的“发明人”里乌明也被逮捕。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办理我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说的话也完全变了。负责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什么“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月份，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先告诉我，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我就可以获得释放。 　　 2月份，我被转移到布蒂尔基监狱的医院去。其他被囚禁的人，凡是得到复查的，也都送到那里去。好几个星期以来，医生设法使我们恢复健康，由于监禁和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摧残。当我们回到监狱去的时候，牢房变得象旅店的房间：食物丰富，有书籍，有报纸，看守服务周到得象咖啡店的侍应生。······时代变了。 　　 2月23日，我被叫到部里去。一位将军祝贺我的五十岁生日和红军节。三个月以后，1954年5月23日，我又给召到内政部去：我受到隆重的接待。有一个军官向我宣读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我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我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这些话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脑子，并反映出来。意思是：我即将出狱，恢复自由，同亲人重逢。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脏。与其说我在说话，不如说我在嘟哝出几个字来。 　　 “我家里人呢，他们怎样啦？” 　　 “请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一个军官会把你带回家的。过一天，情报部门的领导将接见你，同你解决一切物质上的问题，以表示感谢你对苏联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你们一家人能象样地生活下去。” 　　 他把决定释放我的记录递给我。我签上名，望望那位老将军，问他说： 　　 “没有什么别的要签字了吗？” 　　 我知道，一般获释的囚犯都要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对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缄默······ 　　 老将军的脸变得通红······ 　　 “没有，绝对没有！你有权利，甚至有责任把你在这些悲惨岁月里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再也不怕真理，我们需要真理就象需要氧气一样。” 　　 可惜，这个“百花”运动并没有继续多久，又不许讲话了。但是，在这1954年的5月里，我听见这些话十分高兴，这本来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关于全面真理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得实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国建立在撒谎和作假上面，那么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办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离开了卢比昂卡。我是在九年又七个月以前进来的。 　　 我同光明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奇怪的。我有点象个喝醉了的人。走路艰难。眼睛好象蒙上一层纱。我很难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是没有铁栏杆挡住的。 　　 我们坐上一部汽车，马上开走了。我老是想着一个问题，它啃咬着我的心头：我家里人在我们见面时会怎样呢？我的儿子还认得我吗？露芭呢？他们已经接到我获释的通知吗？ 　　 我们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到了巴布奇金小村庄，离莫斯科有十一、二公里，我们停在那普鲁纳娅街22号前面。 　　 “就是这里。”那上校对我简单地说。 　　 我走下来，车又开走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以便有喘口气的时间，平息一下十分激动的心情，同时看看自已那副打扮：我手里拿着个包袱，穿着难友借给我的裤子和绒衣，活象个流浪汉。我被捕时所穿的那套衣服穿了那么多年，早已磨破了。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件大衣，在冬天的寒夜，曾经帮了我的大忙。到了门牌22号，我问一个住客：特雷伯一家住在哪里？ 　　 那个人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用一种半好奇、半敌意的口吻对我说： 　　 “大楼后面的那个板房里。” 　　 板房？那么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只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板房里。我绕着大楼走了一圈，到了一间小木屋前面，真叫作家徒四壁！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那房子跟前，敲敲门。一个年青人出来开门：是他，埃德加，我的儿子。他不认得我，对我怀疑地看了一眼。我知道我这次回家不会是平平静静的。我自由了，但是我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赢得我的自由会那么困难。我抑制着我的感情对他说：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他的消息。”他凝视着我，摇摇头： 　　 “你弄错了，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他在战争期间牺牲了。” 　　 我觉得双腿发软，只有作出超人的努力才能保持常态： 　　 “你的哥哥呢，他不在吗？” 　　 “不在，他在莫斯科，晚上才回来。” 　　 “你妈妈呢？” 　　 “她在外省。” 　　 我觉得很疲倦，很疲倦；我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讨厌的陌生人。 　　 “我很累，”我对他说，“我能不能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呢？” 　　 “请吧，就在床上躺躺吧。” 　　 埃德加给我送上杯咖啡便走了。于是我陷入深深的无边的绝望中，我经受了所有那些考验，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现在我觉得完了。我感情冲动得思想十分混乱，觉得眼泪顺着腮帮子流下来。我热爱的人把我当做外人，这个无情的思想折磨着我，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剧烈的绞痛。一连好几个小时，我啜泣得象个小孩。有时我想安静下来，说服自己，抓住一点什么希望，但都没有用处。我什么也没有了，我丧失了一切。 　　 我就这样躺在那里，后来听见外屋门响，在隔壁房间里有人窃窃私语。我站起来，把门稍稍打开：我的大儿子米歇尔刚刚回来。我走到他前面，并且很费劲地嘟哝出几个字： 　　 “你好，你还认得我吗？” 　　 他久久地打量着我，思索着，然后回答说： 　　 “不认得，对不起，先生，可是我记不得曾经见过你 　　 他也这样······ 　　 “这样吧，”我尽量加重语气对他说，“你回忆回忆你的童年······” 　　 “你这么一说，真的，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后来，米歇尔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他觉得他面前的那个人隐隐约约有点象他父亲，但是这个头发灰白、面带病容的老先生，同他想象他父亲的样子只是模模糊糊有点相似而已。另外，官方不是已经正式向我家里人宣布我已经被纳粹杀害了吗？ 　　 我竭力保持平静，对米歇尔说： 　　 “我是你父亲。十年前我就回到俄国了。在牢里关了十年了，刚刚才得到释放，回到你们这里来。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只有一个，”他回答我说，“为什么人家把你判刑了呢？在我们国家，清白无辜的人是不会一坐牢就坐十年的。” 　　 我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十分苍白。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把它递给我的儿子。这是苏联最高法院的一份声明，证实所有对我提出的控告都是没有根据的，我得到彻底恢复名誉。 　　 米歇尔阅读着，默不作声，脸上表情变了······ 　　 “现在，”我对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拥抱了吧······” 　　 他走过来。我把他搂在怀里，终于······ 　　 我感觉到沉浸在一种极其甜蜜，极其强烈的欢乐中。我急切地想知道： 　　 “妈妈在哪里呢？” 　　 “她两天前到格鲁吉亚去了。她是流动摄影师，每次外出三个星期，然后带钱回来养家。我就去拍封电报告诉她 　　 “爸爸归来，速返。”露芭收到这封电报，还以为是保安部门的挑衅呢。她无法相信我回来了。但是她又觉得不能永远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借了钱做路费回来。火车都满座了。她便把电报给一个司机看，这个司机很理解她的处境，便让她坐上铁路工人的专坐车厢。 　　 露芭终于到了·····分别了十五年，我们的头一眼包含的意思要比一千句话还要多。快乐的泪水，混杂着无限的哀伤······无论怎样恢复名誉都无法弥补这些失去的光阴。这是肯定无疑的，因而更加剧了我们的哀愁。 　　 这失而复得的幸福在我看来是多么靠不住啊！······我象在梦中度过这些时刻，而无情的现实随时都有可能打破我的美梦。 　　 以后，全街的人都奔走相告：“露芭的丈夫回来了！”邻人们，好奇的人以及无处不有的密探都活跃起来。许许多多的手向我伸出来，我不得不解释、叙述······ 　　 又过了几天，门口来了一辆华丽的轿车，一位上校走进来告诉我说，军事情报部部长叫他来请我到情报中心去。我去到那间办公室，就是当年，1937年，柏尔青将军接见我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纪的将军走过来，十分热情地和我握手，并且对我说：“哦，你这才来了，总算来了。” 　　 他的这个开场白有点出乎意外。我不免有点激动，问他说： 　　 “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局长没有给我辩护？” 　　 我的问话，他听了发笑。 　　 “谁能给你辩护啊？我们都在你呆的地方呢。一直要到斯大林死了，我们才把那一帮子人请开。就是他们负责把国外工作的人一回到苏联就抓了起来。我们在监牢里度过的岁月应该认作是对敌斗争的岁月。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才五十岁，年纪还不大。我们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你的健康，同时我们要在莫斯科中心区给你搞一个套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出申请，为你以往出过的力给你发津贴。现在你打算干什么？” 　　 “就是我在1945年想干的事：回我的祖国波兰。在巴黎解放那一天，我的情报工作已经结束，以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那位将军迟疑了一下，又说： 　　 “你的孩子们都是在苏联长大的。在苏联住下去，不是更合适一些吗？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不，我仍然是波兰公民。在我的国家，三百万犹太人在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我应该回到剩下的少数犹太人中间去。他们都是大屠杀的虎口余生。” 　　 他祝愿我一切顺利，我就向他告别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情报部门打交道。从这一天起，我在国外为苏联搞秘密工作的经历就要深深地埋葬在我的记忆里。说来也怪，在我看来，我一生中度过的这一阶段应该算作是史前的事情。 　　 情报中心负责人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我在疗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月，我们住进了一个套间。为苏联立过功的生活费发给我了。在我的工作手册上，我当囚犯的年代都算作积极搞情报工作的年代。 　　 那一次出差真是非常特殊的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