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卢比昂卡一个多月了······一天晚上，看守到我的牢房来，照例喊叫： 　　 “跟我走！” 　　 我便踩着他的脚后跟走，他又说： 　　 “带上你的东西！” 　　 这么说，我“搬家”了？费不了多少手脚我就把全部财产收拾好了······在严密的警戒下，我出了监狱。一辆车子停在门口，这是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叫做“黑乌鸦”。它外表上同任何运货的小卡车没有一点分别；两旁用大字漆上“鱼、肉、面包”；里面的布置是为了运载另一种货物的：车身分为许多小单间，安排得让乘客无法互相串连。我给推上车去。路上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我们便到了闻名全苏联的勒福托沃监狱。那幢大楼使我想起了圣·让·达克尔堡垒。勒福托沃是座军事监狱，建于沙皇时代，由于残酷虐待，犯人出狱时，往往成了残废。十月革命后，监狱给关闭了。但是斯大林1937年下令重新使用，把图卡捷夫斯基以及他的战友关了进去。那里面建设得象个马戏场，有三层环形走廊，牢房的门都冲着走廊，中间是一大块空地，从那里可以上上下下进行观察。 　　 我又经过了搜身；这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从一个监狱迁到另一个监狱啊。但是这个明显的道理是监狱管理官员无法理解的。人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泡在消毒药水里，拿出来就软得不成样子了。我给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墙壁潮得淌水，松起泡来。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衣物全都潮了。但是，房牢里却有一种“奢侈”的设备：洗脸盆有条排水管接到厕所去。由于水管堵塞了，我只好用我吃饭的饭盒来把脏水舀出去。 　　 我到达第二天，理发师就来了。他给我刮了胡子，然后 　　 “现在，”他宣布说，“我要给你把头发剪掉······” 　　 “可是，我又不是个犯人！” 　　 “没有关系，大家都一样。要是你不肯，那就只能剃个阴阳头，中间给你开个十字！” 　　 勒福托沃的看守，要比卢比昂卡的凶恶得多。囚犯没有一刻安宁的时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停地打开小窗眼，找出各式各样的借口，一个小时走进牢房里十次：“你走动得太多”，“你坐的时间太长”，“你动弹的不够”等等。至于饮食方面，我以为已经尝过最坏的了，但这里的比卢比昂卡的还要坏。 　　 每天晚上十时左右，监狱便醒过来开始非常紧张的夜生活：门不停地砰砰作响。押去受审的人来回啪嗒啪嗒地走动······我到了不过几天，就轮到我头上了。 　　 审问我的上尉给我提出了奇奇怪怪的问题： 　　 “你给我说说，一个象你这样的波兰公民，怎能进入苏联的？是谁帮助了你？” 　　 他听我回答，但不作记录，粗声大笑，厚颜无耻。审问持续了一夜。过了几天，我-又一次！-给带去受审。还是那个上尉，他再次发动进攻： 　　 “那个所谓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你在那里读过三年书的，那帮子头头现在怎样了，你知道吗？” 　　 我给他讲了几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马希列夫斯基，布博津斯基，弗伦金纳······ 　　 “所有这批家伙都暴露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你不知道吗？” 　　 “要是这样，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这批家伙当中的一个，我为此感到自豪！” 　　 他冷酷得象座冰山······ 　　 “可惜你当时离开了苏联，不然的话，早就把你结果了，我今天就用不着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然后，又是老调重弹。 　　 “交代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在这一连串的审问中，对我战时所做的工作，没有提过一个问题，对“红色乐队”也不提。我觉得我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帮”老共产党员里面，也有我的份，他们在战前就给清洗掉了······我能死里逃生是不正常的，我的侦审官正在设法加以纠正。 　　 一天夜里，大概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刚受审回来，牢房门又打开了。两个看守进来，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人，已经失去知觉。他们把那个受伤的人扔到空着的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便出去了。我走近他，拿一块湿布拭擦他那肿胀的脸，上面布满挨打的伤痕，那人趴在床上，不停地呻吟：这是一个红军军官，刚刚受到一次强化刑讯。早上，看守把他抬到另一个牢房里去。 　　 晚上，人家又把我找去；主持侦讯的是个上校。他得意地微笑着，提出第一个问题来······ 　　 “怎么样，今天早上你看见了吗？你有些什么想法？” 　　 “你想说的就是那个给打得不成样子的、抬到我牢房里去的人？” 　　 上校说： 　　 “就是那一个，我们想让你看看人家可以如何对待你！” 　　 “你听着，上校，我郑重警告你，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拿手指，拿一只手指动一动我，你们就再也不会听到我的声音了。如果你们拿这种可耻的办法来对待我，我就把你们看做苏联的敌人，并且，在这种信念下，我就要作出反应，即使把命送掉也在所不惜！” 　　 那上校望着我一会儿，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接着就发作起来。于是我听到了一阵臭骂，使我的词汇大大丰富起来。最后，他出去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的侦审官平静下来，要求我识相点，不要向他挑衅。我一点也用不着他关心。 　　 “我并不认为你们是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我对他说，“我希望，而且我一定要活得比你们长，哪怕长一天也好。至于你那天谈到的那“帮”人，都是你们在这里或在别的地方杀害的。你不要存什么幻想：你们也要遭到同样下场的。” 　　 “为什么你侮辱我呢？”那上尉恼火了，“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你以为我就那么天真，竟至于不知道基洛夫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是“阎王殿”。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许多同类同他们的受害者一样，落得了同样下场。” 　　 他不回答。我发了这顿脾气后，心里舒服一些。在出来的时候，我对他重复说： 　　 “你可以长年累月问我：“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 　　 你能得到的就只有这个答复，“我没有犯任何罪，没有反对苏联。” 　　 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 　　 “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搬到哪里去呢？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 　　 “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还是在咖啡馆里呢？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间谍军官，到过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 　　 “你猜猜看我去机场找谁呢？”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通讯。”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不签。”“那么说，你不愿签字？”“不！”“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那上校： 　　 “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我答道： 　　 “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 　　 “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 　　 “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论怎样做法，对我来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 　　 “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蠢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可不！我要斗争到底。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 　　 “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在于内政部吗？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但是却立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 　　 “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 　　 “你抽烟吗？”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说： 　　 “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①！”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失踪”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间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啦！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 　　 “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 　　 “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 　　 “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 　　 “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 　　 “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 　　 “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他说： 　　 “听着，我的老先生，安静点，别说话。因为，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个犹太人！” 　　 他马上安静下来了，道歉说：他是个病人，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一点，我有机会看得出来，只能好歹忍受这个半疯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顿饭都要吃犹太人的。 　　 接着又轮到了普罗尼纳上校。他虽然外貌大大变了，但一走进来，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以前在情报中心，他负责“红色乐队”初期一切有关我们的问题。 　　 他老了，脸上还可以看出他所受过的痛苦。我们互相拥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在这个地方相逢······ 　　 “怎么，你也在这里？” 　　 “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有点傻里傻气的对话继续了几秒钟。 　　 门又开了，那军官走进来，一把抓住普罗尼纳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 　　 “搞错了，你不应该在这个牢房里！” 　　 搞错了，笑话！这次会面是专门安排的，好让我们看看，对情报部门老人员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以后，同样的情况又再发生，这一次是理查德·索尔格的电报员克劳森。他是从海参崴来的，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他很消瘦，面带病容，抽搐着，病得背都驼了，很艰难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丧，变得“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在日本坐了那么多年牢，一回到苏联，又给逮捕起来。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头脑健全的、不受内政部逻辑影响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不能理解的。理查德·索尔格的遭遇是克劳森告诉我的。索尔格于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人枪决，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枪决！ 　　 以后，我又同一个六十岁上下的人住在一个牢房里。他显得很年青，神态安详、稳当，对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回来后就被捕。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超然自若，好象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交谈中，我一向是不谈以往的活动的。我怎能知道在这些“住客”里领导部门会不会安插一个伪装密探，或者装上一个窃听器，把我们的话都记录下来呢？监狱的墙尽管很厚，但阻挡不了秘密传播。在事情发生后很久很久，我才得悉关于温策尔的事迹片断。有一个军官从1945年便被关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德国军官共住一个牢房，这个军官以前是同温策尔关在一起的。我通过这个途径得悉温策尔被捕后遭到可怕的折磨。虽然身衰力竭，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仍然继续希望这个噩梦有个尽头。 　　 另方面，我却没有见到肯特，也没有见到潘维茨②。 　　 ①1955年，我在莫斯科的一个浴池里遇见他。在我们那桩“事情”发生后，他被调动了工作，并且丧失了他的军阶。两年之后，他居然能离开了内政部。 　　 ②潘维茨1955年得到释放。这是根据德意志联邦和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释放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