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 　　 邹波: 　　 外面去。这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 　　 “为什么你不脱衣服？”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脱衣服呢？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道： 　　 “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我照办了）“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 　　 “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 　　 “什么事？”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 　　 “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 　　 “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 　　 “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①的呢？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一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肯特）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 　　 “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竟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 　　 “直到1943年9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 　　 “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起来！”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面包口粮。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 　　 “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一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一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 　　 “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 　　 “姓什么，名什么？” 　　 “特雷伯·利奥波德。” 　　 “民族？” 　　 “犹太。” 　　 “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名叫利奥波德，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可惜你没法问问我父亲，他死了。” 　　 他不动声色，继续说： 　　 “哪里人？” 　　 “波兰人。” 　　 “社会出身？” 　　 “什么？” 　　 “你父亲是工人吗？” 　　 “不是······” 　　 他一边记录，一边念道： 　　 “出身：小资产阶级······职业？” 　　 “记者。” 　　 “党派？” 　　 “从1925年起加入共产党。” 　　 他写着，嘴里还是高声念道： 　　 “······他自己说从1925年就加入共产党······” 　　 审讯完毕了。我走出来，嘴里有一股子灰味：波兰犹太人，“出身”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这个二十年党龄的党员的履历。我想哭一场，但是我忍住了泪，不能让他们痛快。 　　 每天晚上十点钟，便有人来找我去受审，一直审到清晨五点半。我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我问自己还能支持得多久。我记起了在巴勒斯坦的绝食斗争。我发现“绝睡”要更为痛苦。而这一次，我是个非自愿的“绝睡者”。我一直抗拒审判。什么审判，不如说是想用疲劳战术把我搞垮而已······每夜，同样的把戏又再重演。 　　 “坦白你反对苏联的罪行······”那侦审军官说，而我则象个机器人一样回答： 　　 “我没有犯罪，没有反对苏联！” 　　 接着的一个阶段，那上尉装出对我不感兴趣的样子；他在看报，时不时地重复他的问题，眼睛都不抬一下。我机械地一再说： 　　 “我没有犯······” 　　 审讯放松了。时间在过去。我不做声，已经习惯坐在我的小板凳上，一连七个钟头，一动也不动。 　　 清晨，人家又把我带回牢房里。过了片刻，看守又一个牢房一个牢房走过去嚎叫道： 　　 “起来！”我还没有睡下，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们想把我压垮。走来走去，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侦讯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个星期，每七天里，只有一夜让我睡觉。我变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戏又开场了······ 　　 第四个星期的头一天晚上，一个小个子，脸色蜡黄，面带病容，走进了审讯室。他神经处于十分兴奋状态。这就是侦讯组的上校组长，整个卢比昂卡都知道他以残暴，狂虐出名。他亲自动手打人，从中取乐。他二话不说便问那上尉： 　　 “你得到什么结果没有？” 　　 “没有。他顽固地否认他的罪行，还没有松口招供。那上校转身向我，并不住嘴地破口大骂，足足有半小时。操娘，骂街，恫吓，侮辱，间中也夹着日常用语的一些词藻。一般上，用俄语骂人，都是从娘开始的。他这个人更是个老练的专家，就一直骂到祖宗三代、四代！ 　　 他的“学问”当时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是以后我知道他不过在背诵预先准备好的经文而已。这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是一个上校侦讯员必修的基本课程。 　　 我保持缄默，没有反应。他好象碰在一堵墙上，突然住嘴了，威胁说： 　　 “卢比昂卡的休假，就此结束。我会想出办法让你讲话的。你必须承认你的罪行！” 　　 他歇斯底里大发作，把门打开，嚎叫道： 　　 “给我把这个混蛋拉出去！” 　　 看守们扑过来。这还不过是清晨一点钟，为了争取几小时的休息，只好忍受这个小丑的丑恶表演。 　　 以后，晚上就没有人再来找我了。 　　 ①这是内政部的特务司，建于1943年，字面的意思是“消灭间谍”，由阿巴库莫夫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