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勒福托沃······ 　　 这一次，囚车离开了莫斯科，开上了一条插进森林里的道路。经过了几小时的路程，我们到了一座大楼前面。大楼前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 　　 “怎么样？你觉得怎样？”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 　　 “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晚会的主题是：“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 　　 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我喝道： 　　 “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9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 　　 “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尔青反革命集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 　　 “你觉察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 　　 “部长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吗？”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