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陕西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特殊形势，叫做“交农”。虽然这一形式起于何时已经不清楚了，但是陕西人还记得咸丰六年渭南县民冯元佐等人反抗官府地亩摊派盐课银两，聚众前往县城交卸农器，中途获得了仓渡苏拜各处回民支持的事迹。　　 所以，“交农”实际上就是和工人罢工一样，农民罢种上交农具的示威行动。陕西虽然过去以八百里秦川而富庶一时，不过唐朝之后陕西植被破坏严重，水土不断流失，加上清末多年没有修缮水利，陕西农业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再加上鸦片种植挤占了粮食种植的土地，因此到了民国成立的时候，陕西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　　 而清末陕西实施新政，为了编练新军和投资实业，对于陕西农民加捐加税，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前十年各地“交农”斗争的大爆发。辛亥革命后，虽然满清政府垮台了，但是北洋政府继承的清制，导致陕西民众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为加重了。　　 在陆建章执政陕西的时候，一年田赋就征收到了500万元以上，其中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67%，陕西民众痛苦不堪，这也是陕西各地军阀能够联合起来倒陆的根源。　　 共和党借助这场倒陆事件大张旗鼓的进入了陕西，不过只是控制了西安、宝鸡几个要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路和修水利的事业上。陈树藩等陕西军阀依旧控制着陕西大部分的地区，当然在共和党的严令下，这些军阀也稍稍收敛了一些，比如鸦片是不敢种了，强拉壮丁参军和同土匪勾结的事不敢做了，但是赋税还是要收的。　　 凡事最怕比较，共和党对于陕西的定位不是以征收赋税为主，而是以发展当地的交通枢纽和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为目的，共和党需要通过陕西进入四川、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从而控制住西北、西南地区，对于一年5、600万银元的税收，还真没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修建从宝鸡到汉中，从宝鸡到兰州的山中铁路，现在每公里的造价已经超过10万共和元了，陕西一年的税收还修不到60公里，而宝鸡至天水段铁路，就有154公里长。　　 因此张绍曾入陕之后，压根就没想在当地搞什么花头，每年光是经他签字批出的资金就有8千万到1亿的规模了，他实在没必要去搞什么田赋，收获不多，还把陕人都得罪了。更何况，国民革命军也轮不到他来发军饷，他把税收收上来都没有名目去侵占，四处分一分，落入腰包的也不过几十万大洋，但是罪名却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实在是犯不着。　　 有这样的精力，他不如让自家的亲戚开家建材厂，随便漏一点工程过去，一年赚到的也不止这个数了，而且还安全。因此在其入陕之后，他就把陇海铁路经过地区的苛捐杂税都给免除了，还对某些工程队驻扎的地方采取了粮食采购补贴政策。　　 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陕西民众对于修缮铁路和公路的抵触情绪降到了最低。陕西士绅倒是欢迎共和党在陕西投资兴建铁路的，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田地，铁路修通之后可以种植棉花和烟草出售给内地，但是对于那些土地较少的自耕农来说，铁路如果经过了他们的田地，他们的生活就遭到了侵害了，因为补偿金终究是要花完的。　　 但是在共和党把这些被征地农民吸纳进铁路局当养路工后，加上地方有力人士的劝说，陇海铁路的建设工程就很顺利了。不过这也让张绍曾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有什么问题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打交道就好，至于农民减税就完了，其他事务他就不想管了。　　 于是共和党直接管理的地区，社会矛盾是缓和下来了，但是那些陕西小军阀管辖的地区，民众就有些不忿了。在共和党的压制下，陕西小军阀们是不敢扩军了，反正再扩军也打不过共和党，而且还容易被共和党盯上。但是对于农民的征税，他们可一点都不愿意减少。　　 等到固原地震爆发，共和党一边救灾，一边对灾区颁发了减免税收时，陕西农民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共和党是按照地区进行减免的，只要是受灾区域都一概免税，并退回已经缴纳的税粮。但是在军阀控制的区域就变成了，房屋倒塌或者死人了的家庭才能免税，已经缴纳的税粮不退，顶多从明年的税额中扣除。　　 张绍曾虽然把精力都放在了修路、修水利的工程项目上，但是共和党是一个组织，而不是小朝廷，所以党在陕西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没有得到关注而发展缓慢而已。　　 但是在渭南、华县等地农民爆发了“交农”事件后，原本把注意力放在救灾事务上的救灾指挥部，有一部分党员就开始为陕西农民抱不平了。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后，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在李润石、伍豪等青年党员的带领下，对陕西省党支部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　　 在陕西省党支部的会议上，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为那些军阀控制区域的贫苦农民发声道，“陕北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口粮折成小麦是16斗，但是军阀在每个丁口身上征收的税赋就接近8斗。　　 渭南县的苛捐杂税简直多如牛毛，一个月麦捐，要求每户每月出5升麦子，但是渭南原上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地也就收5、6斗小麦，这要让农民怎么活下去?”　　 伍豪也接着众人的话说道：“陕西农民的困苦已到了极点，农村的劣绅，其罪恶与军阀、官僚相等，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各地爆发的交农运动不是暴乱，而是农民起义，我们应当站在农民这边，而不是军阀那一边。”　　 李润石则对于陕西省党支部过去脱离农村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认为党员们过于迷恋城市工作而放弃了农村工作，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是行不通。　　 他最后总结道：“…过去3个月里，我们不仅去过固原、海县等灾区，也走访过华县、渭南和榆林等地，我们不仅和城里的绅士阶级交谈过，也和乡下的农民们讨论过。　　 农民们告诉我们的，和城里绅士阶级告诉我们的，完全是相反的。从农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奇事，可谓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按照我们的调查，农民们讲述的才是事实，而绅士阶级讲述的不是颠倒黑白就是只讲一部分实话。　　 我相信，这些情况在各地应当是常见的。因此，我们应当迅速的纠正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陕西党支部之前对于农民运动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应当进行纠正。只有这样做，农民才会相信我党，支持我党，从而进一步推动陕西革命的进程。　　 我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志，革命不仅仅是建设新秩序，也应当是对于旧秩序的摧毁。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革命就是解放农民，就是让农民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只有当几万万中国农民从北部、中部、南部各省起来，如暴风骤雨一般的追求解放，那么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不倒他们。当他们在解放的道路上奔跑时，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被他们葬入坟墓。而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我们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革命呢？还是站在他们身后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我以为，对于本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坐在会议室内被青年党员批评的张绍曾感到了愤怒，在李润石说完之后，他就怒气冲冲的反驳道：“你们这是再宣扬冒险主义。在东北的时候，吴川主席就说过：革命需要破坏旧秩序，但更要建立一个新秩序。　　 现在我们在陕西控制的地区并不大，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先完成陕西的基础建设，军阀的问题可以逐步处理，但是不加限制的煽动农民起事，只会让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混乱起来，到时候我们还怎么搞建设？那些乡绅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这场陕西省党支部的扩大会议原本是讨论关于赈灾事务收尾的，关于当前各地的农民运动只是顺带的议题，但是如今却变成了一些年轻党员对于陕西省党支部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偏差问题的声讨了。　　 张绍曾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些年轻党员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赈灾指挥部的存在，这些年轻党员甚至不能在省党支部会议上发言，而且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也难以绕过各级组织直接对省党支部的工作提出质疑，因为程序上不合法。　　 但是李润石、伍豪等人却并不属于陕西省党支部的人，甚至连西北局都管不到。他们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管理的年青干部，这一次不过是借调给赈灾指挥部使用，因此张绍曾甚至不能以组织手段压制对方的发言，因为李润石、伍豪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直接发给中央党部。　　 而想要用理论压倒这些年轻人，张绍曾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他身边也有不少党内的秀才，但是对于经过中央党央校培训的李润石、伍豪等人来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显然要比这些秀才们深厚一些的。特别是那个李润石，在理论之外还富有深厚的调查经验，张绍曾在陕西待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居然还不如对方知道的清楚。　　 在省党支部会议上辩论失败的张绍曾等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基层的党组织在了解了这场辩论之后，纷纷站在了李润石、伍豪等年轻人的这边，只有那些城市里的党员偏向于他们这边。　　 这个基层党组织可不仅仅是指乡村内的党组织，还包括工程建设部队内的党组织，而工程建设部队又和军队关系密切。因此张绍曾很快就发觉，他自己反而还处于劣势了，因为现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党外的知名绅士，基层党员反而看不惯他们这些老是待在城市里的高级干部了。　　 张绍曾立刻察觉到了不妙，要是陕西省党员中的大部分不支持他的话，那么他在党内选举中央委员时可就要麻烦了，那些党外的绅士可没权力投票给自己。　　 于是张绍曾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他表态道：“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同样也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励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了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　　 而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中央党部直属的年青干部的威胁性，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还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农会，以帮助农民理解革命道理并组织起来，这些行动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在陕西的活动范围，但也让基层党组织开始脱离省党支部的管理。　　 张绍曾只能打电报给在北京的吴川诉苦，并在电报中请求把李润石调走，他向吴川如此说道：“…其他人还有一些大局观念，知道应当争取开明绅士和我们一起搞建设。　　 但是这位仁兄却是唯恐天下不乱，说什么：农民在乡下造反，绅士们都说糟得很，我却说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几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里就做到了云云。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运动之后的一地鸡毛，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也许是打倒了，但是地方上也已经空白一片，几乎没人管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建设？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农民参加革命，农民参加革命我是支持的。但是这样打成一片空白，真的是中央的路线吗？如果是的话，我当然服从中央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应当让这位仁兄回去学习学习中央的路线了…”　　 耿谨文、王葆真也看过了张绍曾的来电，王葆真对于土地改革并不那么的关心，他更关注于共和党执政后的外交路线，因此对于张绍曾的抱怨不置可否。　　 倒是耿谨文为李润石说了几句，“现在这个局势，保证国内的稳定还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不管是政权交接，还是将要推动的五年计划，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　　 当然，李润石同志的想法也不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革命运动，那么对于我们快速的掌握全国统治权力是有利的。只是农民革命运动实在太不可控了，一旦爆发起来，也许就会让我们直接和帝国主义对上，我觉得还是先建设和教育，完成一五计划之后，再考虑解放农民的问题。”　　 吴川沉吟了半天之后，终于还是摇头说道：“农民革命也许能够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当然，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就不能被摧毁。　　 我们需要李润石这样关注农民革命的同志，他们在党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让这些同志的力量再强壮一些，再去发动农民革命才更有把握。我看，就接张绍曾的意见，把李润石调动回来吧。正好，我们和美国人谈成了政府部门考察的计划。就以这个名义调动，顺便把安徽的张国焘也叫上来，让他们两人作为第一批考察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