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阳到营口的双向2车道高速公路，总长约200公里，中间通往辽阳、鞍山、大石桥等出口，这是第一条专供汽车行驶的封闭车道…　　 我们汲取了柏林的avvs组织于1909年开始修建的第一条双向多行道快速公路的经验，因为战争爆发的关系，他们营建的10公里长试验公里于去年刚刚完成。　　 而我们这条城市间封闭高速沥青公路要比他们长近20倍，还通过了重型货车的行驶试验。长春汽车厂试制的能够载重7吨的柴油重载货车，在已经完成的沈阳到辽阳段高速公路上安全的通过了。　　 我们认为，这条高速公路一旦完成，将会极大的提高沈阳、辽阳、鞍山、大石桥和营口等城市之间的交通往来。城市之间的小型货物运输将不必再受制于火车的固定时间，只要有足够的汽车，就能随时进行流通…”　　 站在高速公路上的吴川听着沈阳到营口高速公路工程指挥部总工的介绍，其实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观看高速公路和公路两边的景物上。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高速公路只是一个伟大的尝试，但是对于吴川来说，这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他望着越来越符合自己记忆的那个世界，对着身边的张榕等人说道：“不要害怕花钱，沈阳和省内各个主要城市的交通联系，只会进一步让沈阳成为东北南部的中心。　　 不要看现在哈尔滨发展的比沈阳好，但是位于东北十字路口的沈阳，后劲肯定是要超过哈尔滨的。铁路枢纽中心、公路枢纽中心和高速交通的枢纽中心，这是成为东北工业重心的基础。　　 而高速公路也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它还包括信息道路和服务中心。也就是说，民众的私有车数量上升后，不限速的高速公路将会极大的提升民众出行的方便。而且，到了战争时期，高速公路也将为军事车辆的通行提供畅通无阻的道路。　　 虽然，中央委员会认为，短期内东北受到敌军进攻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作为通往葫芦岛、营口、大连、丹东和朝鲜的重要通道，我们还是应当为军队的快速调动做好准备。毕竟只有我们做好了准备，敌人才会谨慎行事。”　　 张榕虽然已经准备南下接手南方局的事务，但是他对于自己待了这么久的家乡和工作地点也是富有感情的，因此在点头赞同了吴川的主张之后，也颇为感慨的说道：“确实，沈阳想要发展，还是得靠着工业建设。　　 这些年辽阳、抚顺、本溪、鞍山、大石桥、营口、锦州的工业建设，简直就像是夏天高粱地里的高粱，每天都能看着它们成长一截。　　 辛亥革命的时候，沈阳城30万人口，去年沈阳人口已经接近130万了，虽然比哈尔滨还少了20几万，不过哈尔滨的人口还是靠着那些白俄撑起来的。只要能够把沈阳周边的那些工业城镇和沈阳进一步联系起来，我可以断言，沈阳城市的发展一定可以超过哈尔滨。　　 老实说，我可真不想南下，真想在这里看着沈阳这座城市能够超过哈尔滨，那我感觉自己革命以来也算是做了一些工作了…”　　 吴川倒是能够理解张榕的心理，眼看着自己管理的辽宁正一步步建设成为一个以沈阳为中心的工业大省，对于这些倍感中国落后的清末革命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奇迹，也是他们过去想要奋斗一辈子的目标。在果实将要结成的时候被调离，确实很让人舍不得。　　 因此吴川只能安抚着说道：“沈阳和辽宁的建设当然有你们这些被调离同志的一份功劳，并不是说你们被调走了，这里的成绩就和你们无关了么。　　 但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也不能只建设东北。你们都是老同志了，也是第一批主管地方建设的干部，党需要你们去南方，是因为你们有工作经验，可以让我们少交一点学费。我们迟早要把整个中国都建设的同沈阳、哈尔滨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先后的问题。　　 你可一定要给我带好这个头。”　　 党内诸位中央委员，张榕也就服气吴川，毕竟他自己在东北革命党人和东北同盟会中的威望就很高，宋云桐、梁廷栋这些中央委员辛亥革命前也要称他一声前辈。除了孙中山和吴川之外，他觉得其他人提出的革命路线都是小儿把戏，对他产生不了多大的触动。　　 辛亥革命之后，吴川自组共和党和南方的同盟会、民党分道扬镳，张榕最终决定站在了吴川这边，而他坐镇沈阳将整个辽宁逐步纳入到共和党的统治之下，也是因为他的名望能够压制住辽宁和山东的那些革命党人，再加上国民革命军的武力支持，自然也无人能够挑战他对于辽宁的治理了。　　 东北武装起义的成功和这十年来东北的变化，使得张榕更加的认可了吴川的革命建设理论，认为只有在吴川的领导下，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让中国统一及富强的目标。　　 因此虽然不舍得离开东北，但是在吴川的说明下，他还是点了点头说道：“是，我服从您的指挥，您让我去哪就去哪。不过，能不能和我说说，我这次去安徽到底该先做些什么？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有些反应不过来啊。”　　 吴川瞧了瞧周边的人群，于是让其他人不要跟上来，带着张榕走到了一旁的小河边，站在河堤上看着风景，口中则向张榕说道：“本次中央委员会换届改选，定下的主要路线还是要搞经济建设，之后也要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经济建设总不能放在内外敌人能够威胁到我们的地方，所以这次的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首先在东北地区，其次是华北地区，然后就是要对西北及长江北岸地区进行社会改造和基础建设。　　 社会改造和基础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当地民众支持我们，并建起有利于我们进行军事部署的交通干线。这样一来，即便内外敌人想要进攻华北地区破坏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也能快速的调派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　　 当然，在当前的国内外局势下，敢于跳出来和武装进攻我们的内外敌人应该不会多，但是反对我们跨过长江进入南方的地方反动势力肯定是不少的。不过在华北建设没有初步完成，南方基础建设没有开展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向南方进军，就是一件投入大而收获小的行动。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建设华北和通往南方的交通基建。你看，只要陇海铁路建到兰州，包头到兰州铁路也建成，陕西、宁夏就会安定下来，青海也就被隔离在一小块孤立区域中。如果我们能够把兰州到迪化之间的铁路修通，甘肃也就安定下来了，青海的地方势力除了投降没有其他路可走。　　 从宝鸡到汉中到成都的铁路修成，那么我们就可以从陕西进入到四川盆地，我相信四川的那些小军阀是不可能挡住国民革命军的进入的。　　 京汉路和京浦路，已经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我们想要跨越长江进入到南方各省，同样需要他们去建设一批公路和水电站、火电站，从而为国民革命军南下创建一个较好的环境。而华北工业区的建成，也将会给南下部队提供更多的物资援助。　　 所以南方局的工作重心就是，援助南方各省的基础建设，把长江和秦岭、淮河区间的道路网建设起来，发展汉阳、汉口、合肥等长江北岸城市的工业建设，为日后国民革命军南下建立后勤供应中心…”　　 张榕点了点头，但他很快就有所担忧的说道：“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支持南方搞基础建设，南方的军阀势力不可能看不出来吧？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话，该怎么办？”　　 吴川看了看河对岸的村庄，然后指着那些新房子说道：“过去东北的各个乡村大多是土房子，砖瓦房子只有地主才住的起，现在你看看那些村子，砖瓦房子已经越来越多了。你说，现在要是有人要求这些社员住回昏暗低矮的土房子，他们会不会造反？”　　 张榕不假思索的点头回应道：“当然会，这些房子都是他们自己用劳动换来的，谁要是夺走了他们的房子，他们肯定要反抗啊。”　　 吴川于是跟着说道：“我们帮助南方各省修建基础建设，虽然目的是为了方便日后南下进军，但是南方民众首先还是从这种基础建设中获得了好处的。比如道路的修建可以让那些交通不便的地区把特产运出来卖一个好价钱，桐油、钨砂、锑矿等资源，不都在南方的大山中么。　　 地方上出售一担钨砂，结果还不及运到武汉的运费贵，如果道路能够修到山区去，用汽车把那些土特产运出来，当地民众不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了吗？那些军阀也可以通过税收分享到好处，这本身就是一件对大家有利的事情。当然，也许有些军阀试图永远的霸占一块地方当土皇帝，所以不稀罕我们帮助他们进行基础建设，但是当地的民众也会这么想吗？”　　 张榕顿时反应了过来，点了点头说道：“对，那些民众想要道要路和电提高自己的生活，有人阻止他们获得这些好处，自然就会成为民众的敌人，我们正可以帮助民众打倒那些反动派。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次南下主持南方局的工作，我心里有底了…”　　 吴川在沈阳待了2天，接着又坐上了火车前往了天津，五月六日上午抵达了唐山火车站，吴川下车在唐山钢铁厂视察了一个下午后于晚上登上列车，子夜时抵达了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榻于利顺德大饭店。　　 五月七日，吴川在利顺德大饭店内接见了天津各界代表及中外记者的采访。在和天津各界代表的交谈中，吴川表示天津当前的发展并不适宜于北方第一大港的身份，在未来的日子里，作为华北及内蒙地区的出海港，天津应当获得国家更多的扶持。　　 面对吴川的发言，在场的中外人士都认为吴川已经预备好入主中央，并开始为共和党的施政进行了预告。虽然大家都认为，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其他势力能够阻止共和党执政了，但是一些报刊上还是登出了对共和党执政的担忧文章。　　 那么这些文章担忧的是什么呢？第一是共和党在地方上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显然是激进的，这说明共和党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所以国内的一些政治评论人士表示，执政党并不是在野党，执政党应当更多的关注全局，而不是挑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国内矛盾如果激烈起来，那么和平了这么久的国家也许就会陷入到新一轮的战乱当中去，而且列强也不会袖手旁观中国的内乱。　　 第二则是对共和党的外交方针感到焦虑，从之前共和党的主张来看，共和党在外交上都是比较激进的。比如和俄罗斯帝国就外蒙及临海州的交涉，和日本对于南满及朝鲜半岛的交涉，和各国就租界和其他在华特权的交涉。特别是天津租界及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都暴露了共和党的民族主义倾向。　　 中外的观察家表示，国际秩序应当更多的考虑以谈判而不是暴力解决问题，本次世界大战就证明了一味强势的对撞，只会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　　 虽然一些外国政治评论员认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国力有所上升，已经不再是那个人尽可欺的老大帝国了，但是中国应当接受1900年的教训，不要试图挑战国际秩序，这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伤害。　　 另外，一些外国政治评论员还严厉的警告了共和党，“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大敌，他们除了让民众变为暴徒破坏本国的文明外，就不会对人类的历史有任何进步的有益之处。协约国击败了强大的同盟国集体，同样也能够消灭这些暴徒，中国不应当和这些暴徒站在一起，中国民众应当意识到，和苏俄站在一起对你们的生活并无好处。”　　 总之，这些中外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员，一边要求共和党变的更加温顺一些，一边则要求中国继续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吴川对于这些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并无多大兴趣，他觉得这些人和后世的国际舆论没啥区别，只是现在的中国又有多少人能看得懂英文报纸？那些在报纸上忧心忡忡的，用英文写作的中国精英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于自己脚下的这个国家一无所知，只是跟着外国人用力嘶吼，以此表明自己是有国际视野的政治精英罢了。　　 五月八日，在天津吃过晚饭后，吴川乘坐夜班车前往了北京，3个小时后列车停在了北京前门车站。当吴川下车时，火车站的站台上灯火通明，在站台上迎接自己的除了耿谨文等人，也有代表总统和政府的各政府要员，及更多的记者。　　 有记者向吴川发问道：“吴主席在天津的发言，被中外指为将要入主中央的预告，这是真的吗？”　　 吴川看了看在场的众人，然后平静的说道：“就像1911年我扣动了扳机，号召哈尔滨民众起来打倒腐朽的满清政府一样，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场革命。至于权力，那并不是我革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