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周学熙，从滦州公司退出后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启新洋灰厂。去年，启新水泥获巴拿马国赛会头奖，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而在1911年引入丹麦的新机器后，日产水泥更是达到了2100桶，成为了当时中国水泥厂的佼佼者。　　 如果没有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启新洋灰厂最大的对手其实只有日本水泥厂。但是革命委员会的出现，完全打乱了启新洋灰厂的计划。　　 一直以来，周学熙为了保证启新水泥在中国水泥行业的第一地位，可是出尽了手段的。一是利用自己同北洋的密切关系为启新厂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比如把税收从2.5%减少到2.22%，从滦州公司获得廉价的煤炭，降低铁路上的运输成本等；二便是收购其他地区的水泥厂，然后减少这些水泥厂的生产能力。　　 但是周学熙的这些手段用在革命委员会上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之前试图说服革命委员会无需自己开办水泥厂，也拒绝了和对方合办，但是很快革命委员会就在吉林和辽宁办起了自己的水泥厂。到了去年，革命委员会投资的三家水泥厂，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300万桶，足足是启新厂的3.75倍。　　 而今年据说这三家水泥厂的新生产线启用后将会突破450万桶，此外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新投资的水泥厂也接近完工，年生产能力约为150万桶，也就是说明年革命委员会的水泥产能将会达到600万桶，是启新厂的7.5倍了。　　 革命委员会这种丝毫不顾及市场规模大小的投资，几乎就把启新NDTA=水泥厂给打蒙了。1911年一桶水泥大约在2两2钱左右，但是到了1912年因为日本水泥进入争夺中国市场，启新水泥厂一度把价格定在了每桶1两5钱5分，不过民元成立各地都在大兴土木，特别是东北大修公路、铁路，使得中国市场上的水泥价格最低也就达到2两8钱5分每桶，之后的市价就一直在4两2钱每桶徘徊。　　 1914年欧洲爆发后，水泥最高价甚至达到了10元每桶。但是也就在这一年，革命委员会建设的水泥厂开始陆续投产了，到了1915年初水泥市场价格就被打到了7.5元每桶。这还是在革命委员会自家水泥用量消耗了大部分产能的情况下，要是没有东北这么多建设项目，估计市场上的水泥要被打到3、4元一桶。　　 对于革命委员会这种做事的方式，周学熙也是又爱又恨，对方这种大手笔的投资基建，使得水泥市场的需求一直再扩大，这对于启新厂来说自然是利好消息。比如那个丰满水库大坝的浇筑，一天要浇筑7000立方米混凝土，也就是每天要消耗近2万桶水泥，仅这一个项目就消耗了革命委员会自己生产的大部分水泥，幸亏这是分期浇捣的大坝，否则革命委员会光是购买水泥就能让市场出现巨大的波动了。　　 但是革命委员会对于水泥厂的不断增加投入，甚至听说革命委员会已经开始自己制造水泥生产线了，这就让周学熙顿生无力感了。革命委员会仅仅是现在露出的水泥产业这一角，就已经让他望而兴叹，如果对方再这么发展下去，启新厂迟早要败落下去，因为启新厂无法自制水泥生产线，又不能继续依靠政府的权力给予启新厂以特殊优惠，迟早要被革命委员会投资的水泥厂以低价击败。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革命委员会透过新上任的天津市长释放出在实业投资上的合作意向时，他立刻从北京匆忙赶了过来，因为他希望能够至少保住启新洋灰厂在河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夏阳给出的条件不可说不好，但是周学熙踌躇了半天之后，还是向对方询问道：“那么革命委员会给出这些优待的条件，究竟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呢？”　　 夏阳扫视了一圈室内的众人，看着这些人都认真的望着自己，一副颇为紧张的样子，他只是沉吟了数秒就开诚布公的说道：“革命委员会既然得到了管理天津的权力，自然是希望能够让这座中国北方最繁华的港口继续繁荣下去，甚至还要比之前更加繁荣。　　 我们希望同各位合作，并对我们希望各位所投资的产业进行扶持，想要获得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城市的繁荣。按照吴主席的说法，一座城市想要繁荣就不可缺乏实业，而想要让实业获得较大的发展那就得具备四个要素，社会秩序的安定，资本的密集，技术的密集和劳动力的密集。　　 后三个要素，各位相比要比我懂的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就完成是政府的责任，如何让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一是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二便是给那些闲人一份足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天津城约有人口61万有余，但是能够称得上成规模的工厂却只有32家，其他多为手工作坊，正因为如此天津城内的混混才屡屡禁绝不了。哪怕打掉了一批为非作歹的，那些无事可做的闲人依旧还是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依旧会再冒出一批混混出来。　　 所以，在我上任之前，吴主席叮嘱我一定武北北汉成要做好两件事，促进天津城市的经济建设是一件，另外一件便是给天津制定一个令人信服的规矩。我所希望的，就是请各位在这两件事上支持我。”　　 周学熙的心里踌躇了许久，正不知道该怎么决定时，对于政治比较不敏感的范旭东已经出声说道：“这两件都是好事啊，就算夏市长你不提出来，我们今后还是要向你要求的。　　 这天津的社会治安是该好好管一管了，那些街面上的混混不敢在租界里捣乱，但是在城里却是包娼庇赌、敲诈勒索没有他们不敢做的。说到这个，不知夏市长什么时候把保安警察队重新分派出来，没有了这些警察护着宅子，我们晚上睡觉也不安稳啊，前几天晚上我隔壁就遭了飞贼…”　　 被范旭东这么一打岔，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了上来，这个说自己的工厂最近遭到了失窃，那个说自己家里光天化日都有人敢闯门。到了这个时候，周学熙也醒悟了过来，虽然他心里还有所顾忌，但是其他人显然已经不看好北洋政府能够重新拿回天津城了，因此都借着范旭东的无心之语，向着夏阳表明了愿意合作的立场。　　 周学熙自然也难以再坚持下去了，虽说他和袁世凯关系亲密，但是他的产业都在天津，且革命委员会还捏着启新洋灰厂的命脉，他自然无法拒绝革命委员会释放出来的善意，更何况他也知道袁世凯的身体现在大不如前，他也不能不为自家考虑今后了。　　 有了周学熙这些天津实业家的支持，夏阳对于接下来要进行的战斗就更有把握了。当然对于优待这些资本家的行动，派遣到天津的政治保卫局成员并不是全然支持的，毕竟这些年轻人可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才进入政治保卫局的，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来天津的目的就是惩治那些帝国主义者和买办资本家的。　　 对于李文熙的疑问，夏阳只是摇了摇头说道：“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这次只对付帝国主义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民族资本家这一次不是我们的目标，暂时他们还是我们的合作对象，在收回了租界之后，我们还需要他们出来稳定市面，我们需要收回的不是一个废墟，而是一座完整的城市。”　　 7月26日上午，东门外的天后宫内，新任天津市长的就职典礼就放在了此处。杨以德虽然以前并没有操办过这样西式的典礼，但是好歹这里是津门，他并不缺乏参照的典礼形式。　　 雍正九年，天津升州为府，下辖六县一州。民国元年7月，北京政府撤销了天津县的建制，保留了府。民国二年4月又撤销了天津府，重建天津县。此次革命委员会拿到了天津县的管制权后，又把天津升级为了特别市。　　 革命委员会虽然并没有解释特别市的含义，但是参照哈尔滨特别市的存在，天津各国人士就不能不猜疑革命委员会的用心。因此除了德国、奥匈帝国、美国驻天津领事应邀前来之外，其他各国驻天津领事都没有到场，相反这些领事倒是聚集到了英租界的戈登堂内，商议起了革命委员会接手天津之后，是否会影响到各国在天津的利益。　　 法国领事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坚持道：“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反对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行政权力的干涉，如果北京无力管理天津地区的事务的话，那么我们很可以接过天津地区的管制权力，而不是让一个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充满恶意的革命组织接管天津，这只会破坏天津的繁荣…”　　 卜格斯在各位领事面前的声嘶力竭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不安，在1913年他担任天津领事一职之前，前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妥协，法国可以购买老西开地区的土地，除了不能收税外，中法可以共同管理该地区。　　 但是卜格斯认为前任领事对于中国人过于软弱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天津的租界里，法国是被给予优待最少的一个国家，法租界无法像其他外国租界一样得以发展。　　 …我们不仅要着眼于未来，更要保护好当前的成果。鉴于我们在租界内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要求承认我们在该片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力的时候了。让中国的警局和行政机构在这个区域内取代我们，也就意味着法租界被永远地封死了，因为它的北面和南面靠着海河和海光寺运河，它的东面和西面挨着英租界和日租界…”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卜格斯上任后就对扩界行动采取了公开且强硬的态度，于是便激起了天津商民的愤怒和反抗。只是卜格斯并没有将这种反抗放在心里，他认为中国人终究还是要让步的，直到软弱的北京政府把天津交给了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