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厉声说：“桂平安同志，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敌人在得到电台后，一定会派人来搜查密码本。” 　　 桂平安说：“茅先生家只是隐藏备用电台，并不收发电报，没有密码本。” 　　 凌霄说：“这个，我当然知道，问题是敌人不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搜查，想一想，还会有什么风险？” 　　 桂平安说：“我想，茅先生不会在家里存放秘密文件的。” 　　 “你想，你想，什么都是你想，应该想一想，敌人怎么想。” 　　 茅书瑛说：“凌同志，你们不用担心。今天上午，我爸妈从恒丰里104号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处理干净了。我相信，就算警察抄家，也不会给组织带来什么风险。请你们相信我爸妈。” 　　 凌霄的十个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低下头，喃喃道：“但愿他们还活着。” 　　 其实，凌霄也在考虑，如果茅先生和沈太太中有人活着，如果叛变了，他会不会暴露？只要桂平安在，应该不会。 　　 在当时的情况下，凌霄也不得不顾忌茅韵声和沈芸叛变的可能性。 　　 茅韵声、沈芸夫妇牺牲这一年（1927年），他们的长子茅书勇十九岁，正在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读大三。长女茅书瑛十七岁，在启秀中学读高三。次子茅书诚十三岁，在启秀中学读初二。 　　 从此，他们三人成了革命的遗孤。凌霄和桂平安一起把书瑛、书诚安排在隆旺饭店。 　　 凌霄说：“老桂，你不要回东照里，也不要回兴业里，两个裁缝铺的门先锁几天再说。” 　　 凌霄知道，老桂还有一个裁缝铺。 　　 当晚，果然有警察在弄堂里长的陪同下搜查了茅家。结果一无所获。桂平安又到警察局确认，不会再影响到茅家的孩子。 　　 书瑛和书诚回到东照里家中。书瑛把家里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书诚问：“少了什么？” 　　 书瑛说：“爸爸的东西，少了一块瑞士金表，一坨把玩的玉佩。妈妈的首饰盒子他们没有发现，随手戴的一对玉镯给拿走了。我的那枚蝴蝶发卡也不见了。” 　　 书诚出门，看到对面的裁缝铺还开着，近前看到桂平安请的伙计阿毛在。书诚问：“阿毛哥，桂叔呢？” 　　 “哦，阿诚啊，桂老板到苏州进货去了。” 　　 “钱斌的孃孃想让他做旗袍，他什么时候回来？” 　　 “那可不知道，他说还要回老家去一趟，十天半月回不来。” 　　 书诚又去了兴业里，那里的伙计也是差不多的回答。 　　 ----------- 　　 两天后，6月28日，《新闻报》报道了《二十六军捕获共党经过》。击毙的共党名单中出现了茅韵声和沈芸的名字。书瑛在家里设了一个简易的灵堂。 　　 江海关和启秀中学知道了茅韵声和沈芸的共产党身份，对于他们的死，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警察去调查，两个单位接待的人一问三不知。 　　 凌霄与书瑛事先在电话里约定，他乔装成电话局修理电话机的工人，来到茅家。在两位烈士的灵堂前祭奠之后，坐下来，问了问书瑛，家里丢失什么东西，书瑛如实回答。他又问书诚：“上学了吗？” 　　 书诚点点头。 　　 “同学没有跟你说什么吧？” 　　 书诚摇摇头。 　　 “凶手是第二十六军。”凌霄平静地告诉他们，“6月26日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十四位同志。茅先生和沈太太就是其中的两位。” 　　 书瑛喃喃地说：“二十六号，二十六军，这么巧合吗？” 　　 沉默良久，凌霄说：“书瑛同学，这件事，你哥哥知道吗？” 　　 “看到报纸，给我打了电话。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路上。” 　　 “你们是烈士的遗孤。今后，如果有任何困难，可以找组织。” 　　 书诚说：“凌大哥，我要报仇！” 　　 凌霄抚摸着书诚的肩膀，说：“阿诚兄弟，仇，是一定要报的，我们已经在行动。这次被捕的一位叫黄竞西的同志，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书瑛眉毛一挑。 　　 凌霄问：“你们认识？” 　　 “见过一面。在大街上，跟我爸妈说过话。” 　　 “黄部长非常了不起，被捕后，经受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牺牲前一天，留下六封遗书，用隐讳的语言传递讯息，告诉我们，出卖他的叛徒姓束。” 　　 书诚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父亲被枪击后，那个从茶叶店走出来的猫脸男人。 　　 书瑛问：“姓束？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凌霄说，“他和黄部长一样，是江苏的党员。上海的同志都不认识他。”他又说，“我还在上海，你们随时可以找我。” 　　 书瑛说：“怎么找你？通过裁缝铺的桂师傅吗？” 　　 凌霄说：“桂平安同志已经暴露，我已经让他离开上海了。他的裁缝铺不再做交通站。 　　 “你们如果有事找我，就在《申报》上登载寻母启事。启事上说，你们母女从外地来上海，你跟母亲走散了。你的母亲叫沈三娘。让你娘见到启事后，到你大伯家找你。我们就会安排人到你们学校对面的扬州面馆找你。 　　 “如果是急事，你们直接到面馆，对伙计说，我是启秀中学的，昨天在你家吃面，把校徽丢了。他说没见到，你就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王老板。见到王老板，就直接跟他讲，你要见凌霄。” 　　 书瑛犹豫了一下，说：“凌同志，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 　　 “请说。” 　　 “我要找到父母的遗体，为他们发丧。” 　　 凌霄叹息道：“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茅先生和沈太太两位烈士的遗体。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恒丰里抓捕现场，沈太太举起手雷的时候中了枪，受了重伤。茅先生炸死了两个军警，剩下的两个军警采取报复行动，当场杀害了茅先生。 　　 “之后，军警为了邀功，把茅先生和沈太太同时带走了。在带回第二十六军军部的路上，沈太太因为流血过多，也去世了。 　　 “军警在验证之后，把他们和其他烈士一起毁灭了。” 　　 书瑛说：“我听说他们杀害共产党人之后，就抛弃在郊区乱坟冈，浅土掩埋，只是下令不许收尸，没听说要毁灭的。” 　　 “这次不一样，因为涉及到我党的高级干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陈延年同志当时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凌霄同志痛心疾首，泣不成声，“在你们的父母牺牲之前，我们党的前五任总书记的长子、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和省委另外四位高级领导干部一同被捕，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龙华监狱。 　　 “仅仅三天，在6月29日深夜，就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和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陈群下令秘密杀害。7月2日，他们又杀害了我们七名共产党员。 　　 “7月5日，《申报》发表通稿作了报道，通稿上说，他们的遗体都被秘密处理了。秘密处理的理由是，延年书记的影响力太大了，反动派害怕节外生枝，索性焚尸灭迹。” 　　 这些话，在书瑛和书诚听来，如同万箭穿心，每一支箭都可以激起复仇的火花。 　　 后来，书诚悄悄地买了一份7月5日的《申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然后，把它与父母的遗物一起收藏起来。 　　 茅书勇从北京回到上海，再一次通过各种关系和线索，苦苦寻找父母的遗体，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所谓的“秘密处理”，有人说是焚尸灭迹，也有人说是扔进黄浦江，冲进大海里了。 　　 茅家三兄妹只得护送着父母的遗物回到杭州临安故里，在祖坟边给他们修了一座衣冠冢。 　　 书勇从父母的遗物中捡了两件带在身边，然后，带着无限的悲伤和仇恨回到北京。 　　 书瑛暗自打定主意，高中毕业后不准备考大学。他想参加海关的招聘。如果海关应聘不成，就在启秀中学应聘。当时的社会风尚，对女性就业还是支持鼓励的。 　　 十三岁的书诚给哥哥姐姐的感觉是，他似乎经过了天崩地裂的打击，但是，痛苦来得快，去得也快，少年的天性，让他很快就忘记了痛苦，也忘记了仇恨。 　　 但是，他们错了，彻底错了！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当事人似乎都已经淡忘的时候，书诚的行动开始了。 　　 有仇必报，有恶必惩。 　　 书诚列出了名单： 　　 出卖父母的叛徒、标致军警、矮胖军警，还有“沪军”0981绿色卡车。 　　 三个人、一辆车，我一个都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