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本土最大的宗教。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传播的黄老思想（黄帝和老子）、谶纬思想、神仙方术和民间信仰互相融合，慢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教义体系，产生了最早的道教。　　 这个时候的道教，主要有两大支：北方的太平道，和南方的天师道。　　 太平道由“大贤良师”张角创建，广泛活跃于华北平原一带。　　 它的特点是，太平道的“师”手持九节竹杖，施展符咒，为人治病。　　 病人叩头思过之后，给他喝符水。　　 病好了，说明符咒很灵验。　　 病没好，那当然就是因为病人心不诚，所以符咒无效。　　 一个人是否真的诚心信教，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外人又看不出来。　　 所以他们的这种逻辑自洽的传教办法，在普遍迷信的汉代几乎是百试百灵。　　 别说是平民百姓了，哪怕是一些读过书的官吏也信以为真。　　 很快，太平道便发展了数十万教徒。　　 东汉末年，皇帝昏庸无能。　　 依托于皇帝的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横征暴敛，鱼肉百姓。　　 外戚稍微好一些，毕竟大部分还算是读书人，知道拉拢士人，尽量维持统治秩序。　　 宦官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官宦心理扭曲，凶狠毒辣，下限很低，做事完全不考虑后果。　　 大肆打压士大夫的“党锢之祸”，就是由宦官主导的。　　 自此之后，东汉政府便逐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没有了士大夫的制衡，宦官们变本加厉，克剥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于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张角振臂一呼，喊出了那句响彻云霄的口号：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之后，太平道信徒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因为太平道教徒都头戴黄巾，所以这场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起义军被称为黄巾军。　　 又由于黄巾军人数众多，犹如蚂蚁，所以被官府蔑称为“蛾贼”。　　 （在古代汉语里，“蛾”字与“蚁”字相通。）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皇帝无力清剿，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让他们自行募兵，镇压黄巾军。　　 很多对皇权不满的士大夫们，趁机倒向了依靠镇压起义而崛起的各路军阀。　　 几年后，在官军的镇压下，黄巾军最终失败。　　 但是这场起义严重动摇了皇帝的权力。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便是由此而来。　　 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失败了。而另外一支活跃于巴蜀地区的道教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个教派由张道陵（原名张陵）创建，名曰天师道。　　 太平道有“三张”，即黄巾军的三大领导人天公将军张角、地公将军张宝、人公将军张梁（一称张良……）三兄弟。　　 巧合的是，天师道也有“三张”，即张道陵、张衡（不是发明地动仪的那个……）、张鲁祖孙三人。　　 据传，他们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张子房的后人。　　 想要加入天师道，或者向他们请求治病，需要缴纳五斗米，因此天师道又被称为“五斗米教”。　　 官府则蔑称他们为“米贼”。　　 太平道与官府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此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而五斗米教则不同。　　 传到张鲁这一代时，他选择了依附益州牧刘焉，与其合作。　　 刘焉，字君郎，荆州江夏郡人，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的后人。　　 灵帝时期，刘焉担任九卿之一的太常。　　 作为一名中央高官，刘焉当然能觉察到，大汉江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大崩溃前夕。　　 刘焉向朝廷提议，恢复西汉末年曾经短暂出现过的州牧一职，并外派朝中大臣担任州牧，镇守一方。　　 州牧的管辖范围与刺史相同，但是职权却远远高于刺史。　　 刺史只有监察权，而州牧则是封疆大吏，掌握了一州的军政大权，几乎相当于西汉早期的王国，在乱世之中具备了与中央抗衡的实力。　　 就这样，作为一名大汉宗室，刘璋非但没有选择匡扶社稷，反而成了大汉王朝的掘墓人之一。　　 刘焉原本想成为交州牧，在远离中原的南方躲避战乱。　　 但是后来刘焉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便心生贪婪之念，转而请求担任益州牧，并最终如愿以偿。　　 刘焉与五斗米教天师张鲁的母亲有很好的交情，相互之间来往频繁。　　 史书上记载张鲁的母亲“有少容”、“有姿色”、“兼挟鬼道”。　　 意思是说，她虽然年纪大，但是不仅看上去年轻漂亮，而且还擅长道术。　　 有了这一层关系，刘焉便对张鲁十分信任。　　 刘焉抵达益州后，便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让他与别部司马张修一起，带兵攻击并杀死了当时由朝廷任命的汉中太守苏固。　　 之后，张鲁又杀死了张修，并兼并他的部众，掌控了汉中。　　 当时，汉献帝已经被董卓裹挟到了长安。　　 汉中位于长安和四川盆地之间，是沟通两地的必经之路。　　 在刘焉的授意下，张鲁拦截道路，杀害朝廷使者。　　 刘焉借机对朝廷上书，说“米贼断道，不得复通”。　　 自此之后，他便割据一方，成为四川盆地的土皇帝。　　 可惜，刘焉徒有天子心，却没有天子命。　　 刘焉把绵竹设为益州的治所，在这里营建州牧府，并仿照天子的规格，制造了千余辆供天子乘坐的车辆。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　　 刘焉不得不因此迁居成都。　　 不仅如此，刘焉的长子刘范和次子刘诞还在不久前，死于对抗凉州军阀李傕的战争中。　　 经过这连续两次的严重打击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因“疽发背”而一命呜呼。　　 刘焉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三子刘瑁和幼子刘璋都在益州。　　 时任帐下司马的赵韪与其他几人一同商议后，把刘璋推举为新一任的益州牧。　　 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刘璋“温仁”，心肠不坏。　　 换个说法，就是“暗弱”，好摆布。　　 对于这样一个“温仁”的益州牧，已经据有汉中的张鲁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　　 张鲁不仅不服从刘璋的调遣，还积极拉拢附近一带的巴夷部族，扩张地盘。　　 刘璋大怒，杀死了张鲁的母亲和兄弟。　　 双方因此彻底决裂，结下仇怨。　　 在这之后，刘璋多次派兵攻打张鲁，却败多胜少。　　 不仅没能拿下汉中，反而遭到张鲁反击，丢失了与汉中南部相邻的巴郡的一些地盘。　　 张鲁从此在汉中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于此同时，生性多疑的益州牧刘璋却与很多士人渐行渐远。　　 很快，赵韪便将拉拢益州大族，起兵反叛刘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