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朴实无华的词句撼动人心，纵使江水长流也载不动人世间万古愁，后人每当读此词时，无不泫然泪下。这首词成为千古绝唱，也成为李煜绝笔。　　 做为国主，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把三千里锦绣江山拱手献给了大宋；但是做为词人，他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其成功的，让当时人和后人永远的记住了他。　　 南唐不是没有机会与宋朝争夺天下，无论在经济上和军力上，论实力还要强于刚刚建国的宋朝。但是自古以来未有南人一统华夏天下，这可能是人文水土使然，于是南唐后主成了大宋的囚徒，他的心里清楚得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他怕死，他想留条性命苟延残喘，很快，这个侥幸心理就被一场突发事件葬送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此后短短的两年间，先后以同样的死亡方式悲惨地死去。一个死得不明不白，一个死得惨不忍睹。　　 因为李煜的最有影响的词，都是在被囚禁在东京汴梁期间填的，传播快，人们同情他的悲惨境遇，因此他的词对宋初文人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喜欢填词的文人，更是认真地研究他的词，故此，后世的学者还把李煜的词定为宋词的源头。　　 李煜是位真正的词人，写了不少优美感人的词章，留下许多佳句。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囚禁时填下的，篇篇都是泣血之作，感天动地。他的词把家国情怀、人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豪放派，词在表达人类情感、爱国情怀等方面都达到各类文学体裁的巅峰，词在这方面的表现力远较诗歌张力大，产生了无数感人泣下、流传千古的词章和故事。　　 李煜不是做皇帝的料，却绝对是一位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为词亡国，为词害命。　　 纵观历史，凡在文学上做出点成绩的人，往往一生坎坷曲折，不会一帆风顺的，必然要饱尝人生的苦果和艰辛。李煜死于一首词并不奇怪，毕竟他触碰到了统治阶级的底线。　　 不管是李煜、刘希夷，他们的人生经历固然悲惨，但都为唐诗宋词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足以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　　 填词有风险，吟风弄月须谨慎。　　 李煜是名人，但是开封市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的死，在人们心中惊起的涟漪，只不过像一只蛤蟆跳进池塘里溅起的水花那么大。　　 但是对于文人士大夫却不啻在头顶上悬挂了一口铡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对李煜的死深感惋惜，只是敢怒不敢言。　　 李煜之死这件可怕的事提醒人们别忘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别以为吟首诗填个词，舞文弄墨文绉绉地炫了一把，只是小事一桩，弄不好也有性命之忧。　　 李煜之死向文人士大夫明确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息，要是心怀不满，想借文章说事的；不怕死，想以死相抗的，就是这么一个下场，死相会很难看。后世之人只会记住这点，而忘了别的。　　 他的死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对兴起于五代十国的“填词”文学体裁是个致命打击，熄灭了填词刚刚迸发不久的光芒。死的绝不仅仅是李煜一个人这么简单，直接后果是，文人自此不敢公开地品赏填词。致使大宋立国初期的几十年间，填词沦落为文人士大夫茶余饭后玩弄的文字游戏，被视为“小道”，登不得大雅之堂，比不上吟诗作赋的高雅。　　 但是，李煜也不是白白死去的，人们越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填词，他的几首词在私下里传播得就越广，尤其是这首虞美人词，当时就已被百姓熟记在心，他的词已深深植根在开封人的心底。　　 词是产生于唐末五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而自建国后就崇尚文人的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地提高，填词理应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传播。　　 大宋定下了重文抑武，扩大开科取士的国策，人们都说文人的春天到来了，说得很对。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春天真地没来，那就是填词。　　 不单春天没到，事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文人士大夫吟诗作赋是他们的天性和本事，可是宋初的他们在对待填词上却谨小慎微、偷偷摸摸。文人士大夫每当想玩弄填词游戏时，总觉得身处凛冬之中，像荒野中遭遇暴风雪般那么压抑恐惧。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没人说不许填词，真实原因是士大夫揣摩上面脸色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有了李煜的惨痛教训，没人敢公然对着干，没人敢再公开的填词，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从事。　　 新皇帝赐死李煜的胸狭量窄的所作所为，灭人国夺人妻害其身，让天下之人领教了这位皇帝的凶残狠辣和灼灼气熖。　　 原本这些文人士大夫在新皇帝登基后就收敛了许多，不敢像在太祖皇帝面前那样“放肆”，这时候就更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想一想都很可怕，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格外留心。　　 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除了闭上嘴少惹事，还能干什么？能干的只剩吃喝玩乐了。　　 他们很清楚，吃喝玩乐享受生活可不犯忌，尽可放心大胆地愉悦身心，因为这是基本国策，没人质疑。从来没人敢质疑，更没有人想质疑，毕竟追求生活舒适点儿，活得优雅点儿，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越是懂得享受，越是喜欢追欢取乐，皇上对这样的臣子就更放心。　　 就这样，填词在彷徨不安中纠结了二十多年，从李煜死后，极少有词流传世上并被人记住。大宋文人没有接过李煜填词的大旗，却继承了他把玩美足的低级趣味，最终发展为戕害妇女、毁坏民族文化的贻笑世界的陋习。　　 尽管填词要冒着很大风险，可是这种轻松活泼的文体又刺激得文人士大夫欲罢不能。于是他们相约三五至友躲进书房、深宅、小园，各填小词，相互品赏。　　 这样填出来的词，离不开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眼界穿透不了高墙，自然脱离不了西蜀婉约词派的窠臼。　　 事后还要将写在纸上的词烧毁，公开场合下说到填词更要矢口否认，美其名曰“自扫其迹”。等于说填词就像是做案，做案后要将痕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证据，以免有把柄落入他人之手。　　 另方面，也有市井村夫照着词牌填字，东拼西凑、生搬硬套，弄出些不伦不类、似乎是词又似乎是顺口溜的东西。　　 这是不是很奇怪、很荒唐？这样的窘境还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吟诗填词，风花雪月，该是人世间多么美妙的事。当你认真读罢李煜的坎坷人生和悲情谢幕，也许就不会那么想了。　　 但你的眼前一定会呈现出一条莹光璀璨的彩链，那是用千年宋词的篇章佳句编织而成的。　　 提到宋词，一句句脍炙人口的佳句便会飞扬在人们的眼前和脑海里，只有美，只有情，你的心也会为之战栗和欢歌！　　 欢歌的背后，你可能看不到那掩藏在字里行间的珠泪和血痕，宋词——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血腥和杀戮联在一起。　　 正如后世名人所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在大宋建国初期的几十年内，词还没能上升到与国名联在一起的高度，没有“宋词”一说。词只被通俗地称为“长短句”，是由其形式体裁决定的，虽然通俗易懂，但“长短句”这样直白浅显的名称，却注定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它的地位也不能与唐诗相提并论。　　 宋初年间，填词只是文人墨客、官僚士绅游戏笔墨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宋初开始，填词就因李后主的惨死，迷失在低迷、徬徨、无奈、求索之中，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几十年，又将向何方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