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最先投降的是读书人
“难道真的是因为孟子的思想与圣意不符?” 赵敏皱眉,显然不太认同朱樉的理由。 朱樉见状也不生气,只是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说:“孟子的思想如何,本王不清楚,但那些读书人的想法,本王却了如指掌。” “王妃可知道,父皇为何会特别挑出《孟子》中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和‘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这两句话大做文章吗?” “为什么?” 这也是赵敏想不通的地方,因为这两句话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被无数读书人和民众奉为至理名言。 朱樉摇头,嘴角的讽刺意味更浓,说:“王妃不妨想想,前宋和元朝, 在国家灭亡之时,又是哪些人最先投降,他们又是以什么理由投降的?” 赵敏听到这个问题,顿时愣住了,也终于明白了朱元璋为何要拿这两句话做文章。 因为无论是南北宋,还是元朝,在最后灭亡之时。 最先投降的都是一些读书人。 而这些读书人投降时,还以圣贤的话为借口。 比如,在元朝入侵宋朝时,儒家投降。 他们就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宋朝,而投靠元朝呢?那是因为我们为国为民啊! 我们投靠元朝,是因为宋朝皇帝太无能。 我们是为了保护天下苍生,不让战争波及百姓。 我们是为民谋福祉,为万世开太平! 一个个心里苦,却什么也不能说。 宁愿自己背负叛国的罪名,也不能让战争波及百姓。 接下来,便能够泰然自若地接受新朝代,享受奢华与财富。 金朝攻陷北宋是这般。 元朝攻陷南宋亦是如此。 待到大明驱逐外敌,恢复汉土时,情形依旧。 可以说。 孟子的这番话,已经不复其本意,转而成了儒士投降的利器。 他们享受着新朝代的荣华时,何曾将百姓放在首位? 因此,朱元璋目睹儒学之士,企图将《孟子》纳入大明科举之题时,怒不可遏。 若人人效仿,以《孟子》之言,心安理得地投降。 宋元的覆辙,便是大明的终局。 故而,朱元璋对孟子下手,非针对孟子本人,而是针对当时的儒学与儒士。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陛下怎会因‘民贵君轻’之念,便将孟子逐出圣庙!” “原来陛下意在对儒学动手!”赵敏醒悟后,不禁豁然开朗道。 这也令她不得不钦佩朱元璋的胆识与手腕。 其他欲对付儒学与儒士,皆自下而上,从儒士个体着手。 朱元璋却不然。 他自上而下,直接对儒学的圣贤下手。 此等胆识,古往今来,能与之媲美者,寥寥无几! 几乎是次日清晨! 朱樉便率众离开南少林,径直返回福州城。 虽对错失后续两日佛门三宗讲经的收获感到遗憾。 但鉴于“朱元璋驱逐孟子出圣庙”一事的重大影响。 朱樉即便再觉遗憾,也不得不提前返回,以备不测。 幸而,他已与华严寺的悟本禅师约定,待其讲经辩法结束后,便至闽王府为他单独授课。 否则,损失将难以估量。 “只盼那些儒士们明智些,莫要令本王为难,否则本王真会杀人的!”朱樉在车中,目光投向福州城方向,眼中掠过一丝冷意。 他对这个时代的儒士毫无好感。 非但因为这个时代的儒士缺乏原则,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儒学已彻底变质。 许多人以为。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连汉文汉话都不学。 故儒学必定遭受严酷打压,衰败至极。 甚至元朝时,还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 换言之,在蒙古人眼中。 儒学书生的地位,仅比乞丐略高,连娼妓都不如。 只因元朝乃蒙古族所建,其皇帝多出身武将,皆来自辽阔草原的骑兵,进入中原后,信奉的是强者为尊。 故他们认为,自身有无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武力。 然而儒学地位低微,仅限于元朝初期。 到了元朝中后期,儒学的地位却急剧上升,成为元廷统治汉人百姓的最佳工具。 别问,问就是这些儒学弟子们太擅长逢迎了。 为了上位,他们疯狂迎合统治者和蒙古贵族,毫无原则可言。 尤其是被尊为圣人世家的孔子后裔。 更是将儒学的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 他们不仅擅长逢迎,见风使舵,恩将仇报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简而言之。 自春秋时期起,孔子的后裔便定居于曲阜,享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在汉武帝推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曲阜孔氏家族的地位更是显赫无比。 在宋朝至和二年,宋仁宗赵祯下诏,将孔宗愿封为衍圣公,并允许其世袭。这个象征着封建社会尊孔崇圣的最高荣誉,伴随孔家近千年,直至民国二十四年被废除。 孔家在儒家学者中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在宋朝确立的。 然而,儒家又是如何回报宋朝的呢? 当金朝南侵时,衍圣公孔瑞友南逃,成为南宋孔氏南宗的衍圣公。而他的异母弟弟孔瑞操却选择投降金军,成为北宗的衍圣公,即当今孔家的正统。 随后,蒙古崛起。在蒙古、金朝、南宋三国鼎立时期,天下竟然出现了三位衍圣公。投降蒙古的孔之全,更是随蒙古军队与南宋作战,并为蒙古战死。 随着蒙古的迅速崛起,金国灭亡在即,受到金国重视的衍圣公孔元措连夜逃离汴京,向蒙古军队投降。 在南宋淳祐十二年,也是蒙古宪宗二年,蒙古已经灭掉金朝,占领了中原长江以北地区。曲阜孔家派遣当代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人拜见忽必烈,请求他成为“儒教大宗师”。 忽必烈非常高兴,欣然接受,并以礼相待:免除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儒士们为之欢呼雀跃。据史书记载,忽必烈与儒臣许衡对话时,有这样一段记载:“每次先生奏对,朕必亲自挑选合适的翻译,然后才见他。有时翻译不能准确传达意思,朕已心领神会;有时言语不合逻辑,朕也能察觉其错误并予以纠正。” 这意味着忽必烈这位“儒教大宗师”几乎不会说汉语,更不用说理解儒教了。由此可见,儒家人士的节操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