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堂堂太子太傅亲自搀扶皇后下马车,而皇后对此毫不拒绝,此事足以引起有心之人的联想。 因卫府工坊催生了许都、乃至于中原货殖之繁荣,因此本就为首善之地的许都,成为了粉饰太平之地。 这便使得,有些长期居住于许都之人,误认为乱世即将终结、天下注定要重归于一统。 综上所述,在人口日益聚集的许都,尽管许多人都清楚,赵旻实则是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大英雄,但还是有些人幼稚地认为,赵旻与董卓、曹操无异,都是乱国之贼子、大汉之奸臣。 这些人在享受着赵旻带给他们的太平盛世时,非但不认为这都是赵旻的功劳,反而觉得,没有赵旻,他们可以活得更好。 至少,他们可以继续垄断知识、把持朝政、世代为官,继续断绝庶族、寒门、单家,乃至于为自己所奴役的那些泥腿子们,实现阶级跃迁、从贱民一跃而成为士族的任何可能。 没错。这些人,便是颍川郡的某些士族、豪门子弟。 赵旻刊印的书籍,打破了他们对知识的垄断;赵旻实施的“三学法”,打破了他们对官位的垄断;赵旻推行的“流民屯田”,更是打破了他们抢夺流民、强迫流民为他们屯田的可能。 所以,这些人始终在寻找,赵旻心怀不轨、欲谋朝篡位的证据,以期能够一举将赵旻推翻、使士族豪门得以继续无障碍发展下去。 在这些丧心病狂的士族豪门子弟看来,重豪士、轻贱民的袁绍,才是最理想的辅政人选。 而借屯田而丈量田亩、不看门第一律纳粮、刊印经典推广教育之赵旻,只是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谋朝篡位之大国贼! 这些人之所以如是想,是因为在汉末,皇权世俗化、士大夫家族化、郡国本位化已渐渐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天下大势! 即便曹操不死,甚至可多活十年,其人也难以抵挡如此大势,只能被迫重用士族、顺势而为。 所以,如果按照历史的轨迹,那么九品官人法实则是势在必行,士族门阀化更是大势所趋! 但是! 有了赵旻,这一切便注定不可能成为现实。 汉末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趋势诞生之根源,在于汉末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而人口急剧减少造成生产崩坏,生产崩坏反过来加剧无地流民被迫依附士族豪门… 这形成一种快速变化的马太效应,使士族豪门实力日益增长,并最终导致士族门阀化! 赵旻妥善安置流民、大力支持并推广屯田之举,直接从根源上掐断了这一恶性循环。 更何况,赵旻推行的“摊丁入亩”、“以粮代役”之征税、免除徭役方式,彻底铲除了使“奴客”发展壮大的土壤。 奴客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一是因两汉之“丁税”,亦即针对未束发儿童的“口钱”,以及针对束发以上男子的“算赋”; 简而言之,无论个人财富多寡,百姓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但百姓卖身为奴、托庇于士族豪门后,便可因被瞒报丁口而免征丁税。 二是因为,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 而士族豪门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只要有此两点存在,那么奴客便始终存在。 综上所述,赵旻“摊丁入亩”、“以粮代役”的做法虽然简单粗暴,却极有效! 但也因此,赵旻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乱世未定之时,这些人不敢造次,但如今随着一统之曙光初现,这些人便开始蠢蠢欲动。 赵旻当然知道,在看似太平的盛世气象之下,隐藏着无数汹涌澎湃的暗流。 于是有了岁除之时,承光殿上那一幕。 也就使得… 以轻纱遮面的甄宓,见表兄亲自搀扶着皇后下马车、而皇后对此毫不拒绝之时,芳心先是微微一酸、旋即沉重无比。 这兰心蕙质的倾国妹子,芳心之中暗暗叫苦。 兄长啊兄长!你可知,而今正有无数耳目正暗中对你虎视眈眈乎? 甄宓一颗芳心,暗暗焦急万分。 在汉室正统之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但凡出现哪怕一点火星,便可引发燎原之火! 因为赵旻“奉主上以从民望”,的的确确是一把锋利绝伦的双刃剑! 赵旻一方面通过此神器大杀四方、一统天下;一方面却需时刻提防,这柄神兵内侧利刃之反杀! 尤其是在,刘嗣已成为太子、兼且多智而近妖的情况之下。 妹子始终担心,有朝一日刘协、刘嗣父子,会联起手来使兄长万劫不复! 这妹子实不知,自己虽心细如发、兰心蕙质,却未明晰最关键的一点: 皇后伏寿实则是赵旻的大老婆:而太子刘嗣,其实是赵旻的亲生儿子! 所谓“双刃剑”,根本不存在! 此时此刻,甄宓虽因担忧兄长而焦虑至极,却也对此无可奈何。 甄宓只是亲生父母双亡、地位微不足道的宫中女史而已,她最多只能通过赵大娘、赵慎来转达自己的担忧,却不能为赵旻做更多事。 就在甄宓焦急万分、甚至连檀口中银牙都被自己咬得“咯咯”作响之时,伏完、樊夫人老两口的马车,也在赵府正门前缓缓停下。 而且好巧不巧的是… 光禄勋伏完恰好看到,赵旻搀扶皇后伏寿下马车这一幕。 身为宫中女史,甄宓当然认识皇后之父母。 所以甄宓的一颗芳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儿。 然而… 出乎佳人预料的是,光禄勋非但毫不动怒,反而先后向皇后、太子、赵旻等人行礼。 互相见礼之后,甄宓只见光禄勋伏完,向自家兄长微微一笑。 “不知太子太傅有何要事,需与老夫相商?” 赵家、伏家虽然实际上是交情深厚的儿女亲家,但这层隐藏极深的关系,显然不可能被揭破。 所以,在外人看来,赵家、伏家这两家的关系只是略显亲近罢了。 赵旻的回答,同样滴水不漏。 “回光禄勋,旻此番请公前来,一为太子之学业;二为加强太子之护卫。皇后请!太子请!长公主请!光禄勋请!” 这等隐秘之事,当然不可能在门外堂而皇之谈论,所以,众人迅速走进赵府。 皇后携一对儿女,在赵旭率赵旻亲卫、以及杨修保护下走在最前;赵旻、伏完二人并肩而行、谈笑风生。 甄宓则默默躲在人群中、愁眉不展。 因早有仆客通禀之故,此刻赵大娘、赵震、杨彪夫妇,以及急匆匆赶回的赵云,已经恭候在影壁之前。 见皇后、太子、长公主一家三口(加上伏完夫妇、赵大娘等赵家人及苟哥赵旻,算是阖家团圆)齐至… 众人同时行礼。 “参见皇后!参见太子!参见长公主!” 见礼完毕,如众星捧月一般,众人将伏寿母子三人围在中间,向宴会厅行去。 与此同时,赵旻的小婶婶蔡琰,则正在宴会厅中,率一众侄媳妇,指挥赵家的仆客、婢女们布置整齐食几、坐席、蒲团(汉末跪坐之坐垫,夏秋用枰,也就是一种供单人跪坐的坐榻,冬春则用蒲团)。 赵旻虽然已量产出胡床(一种带靠背的大马扎子)、桌椅、板凳等家具,但同样由于秦汉礼节深入人心、且根深蒂固之故,这时代之人,仍然偏爱跪坐于蒲团、坐席之上。 君不见,小日子如今仍保留着,这一来源于大汉之习惯?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即使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董卓为了废立之事,依然苦心编纂了诸多借口——虽然这些借口荒诞不经,但荒诞不经的名分,也是名分。 董卓出身边地,“习于夷风”,乃至被称作“羌胡之种”。在东汉士大夫眼中,他大抵是个没有规矩的人。 (董卓)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魏书董卓传》 但入了京都之后,没有规矩的董卓,也不得不效仿起士大夫阶层的规矩,为自身的荒唐行径,寻找大义名分。 以东汉末年何、董两代外戚的覆灭史来看,实力与名分,可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权力斗争固然以“实力”为依托,但又不全凭实力;在实力之外,必须笼罩上一层“名分”的面纱。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一点并非东汉独有,二十五朝皆如是;甚至并非中国独有,西方亦然。 比如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口中却宣称在贯彻上帝的意志——仿佛有了这般自欺欺人的借口,对异教徒的**烧杀,便具备了不可撼动的合法性。 诚如开篇所述,所谓的名分,不过是实力者对“不合理法之行径”的自我辩护。 举例而言,魏帝曹髦即位之初,是“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的良才;而曹髦被弑之后,则成了“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狂徒,前后判若两人,可知全出于司马氏的污蔑。 (高贵乡)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指曹植),武类太祖。”--《魏氏春秋》 司马氏丑化皇帝,固然可恨;然而“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污蔑之言,却并非出自司马氏,而是来自曹髦嫡母郭太后。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魏书高贵乡公纪》 毫无疑问,郭太后是在司马昭的胁迫之下拟写此诏;但侧面也可以看出,弑君者司马昭,虽然狂悖至极,但也需要寻求郭氏的口头支持,即所谓的“名分”。 可见实力与名分,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没有实力,名分便如无根之浮萍;没有名分,实力便成了作恶之凶器。名实兼备,才好恣意妄为,任心而行。 由此观之,所谓的大义名分,实则无异于烟花柳巷处的遮羞之布,秦楼楚馆间的贞节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