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义重因为觅得两员猛将而欣喜不已时，他的义弟，远在摄津的三好范长也完成了一次越级，实力和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 　　 之前说到，虽说同为细川晴元麾下重臣，但由于不满三好范长、三好政长对自己的盟友盐川国满的进攻，木泽长政不顾细川晴元的劝阻，愤然起兵，联合伊丹、三宅等国人与三好范长等人展开激战，使得刚安稳没多久的近畿一带再度陷入了动荡之中。 　　 这场持续了大半年的混战，在九月初迎来了一个小的转折点。 　　 九月二日，木泽长政分兵进入摄津伊丹城，击败了三好范长、三好政长、波多野秀忠组成的联军，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并在山城国的笠置山筑城，顺势切断了京都与摄津之间的联系。 　　 被击败的三好范长退兵返回在摄津的居城越水城，波多野秀忠也返回了八上城。木泽长政见状立即耀武扬威地向身在京都的足利义晴发出请求，希望他下令处罚三好范长等人，并略带威胁地表示，如若不然，他将杀进京都亲自“问候”足利义晴。 　　 足利义晴本就是细川晴元拥立的傀儡，自是不敢忤逆细川晴元，掺和木泽长政和三好范长的争斗，只能以双方之间的矛盾是细川家的私事为由拒绝介入。不仅如此，他还连夜离开京都，带着嫡子菊童丸前往近江的坂本城避难。 　　 鉴于木泽长政几次三番拒绝自己的停战要求，细川晴元终于决定彻底消灭这个乱臣贼子。 　　 在细川晴元的授意下，足利义晴向伊贺守护仁木一族颁发御教书，要求其组织人马拔掉木泽长政在笠置山的城砦。 　　 十月上旬的一天，仁木一族召集了七八十名伊贺、甲贺忍者乘着夜色潜入笠置城进行纵火，并摧毁了城池外围的木塀和木栅，随后又隔三差五对城池发动夜袭，搞得城内守军风声鹤唳、苦不堪言。 　　 乘此机会，细川晴元决定发动反攻，他先是在京都以北的岩仓一带布阵，随后又进入了在摄津的居城芥川城，号召天下大名讨伐木泽长政。 　　 不得不说，作为管领，细川晴元还是有较强的号召力的，在他的号召下，近畿大名、国人纷纷响应，对各地的木泽氏城池发动袭击，就连木泽长政的盟友三宅氏也觉察到形势不对，转投到了细川晴元麾下。 　　 细川晴元亲自下场，使得胜利的天平再次向三好范长等人倾斜。木泽长政慌了，他急忙调集军势赶赴木津川、淀川一带，与细川晴元的军势形成对峙之势，这一对峙，就到了第二年。 　　 天文十一年（1542年）年初，足利义晴给石山本愿寺发去御内书，以防止河内国的一向一揆加入木泽长政一方，河内国的游佐长教也与细川晴元派结盟，准备共同对付木泽长政。 　　 三月初九，游佐长教在高屋城发动政变，清洗了城中的木泽派，随后，迎接先前被木泽长政流放的畠山稙长复归家督之位。而木泽长政扶植的畠山政国则灰溜溜地逃进了信贵山城。 　　 三月十七日，在河内国被孤立的木泽长政率军出阵，准备攻打游佐长教防守的高屋城。然而，察觉到木泽长政动向的游佐长教在获得了三好范长、三好政长的援军后，总势达到了八千人，也率军出城迎战。 　　 木泽军与游佐军在落合川附近展开激战，眼瞅着游佐长教即将不支，关键时刻，三好范长率军参战，给予木泽长政背后一击。 　　 苦战许久的木泽军随即溃散，木泽一族相继战死，木泽长政也在逃入临近的太平寺后不久，也被游佐长教的家臣讨取，因此这场战斗也被称为“太平寺之战”。 　　 此战过后，三好范长凭借战功获得了细川晴元的嘉奖，作为奖赏，细川晴元还将自己在摄津的居城芥川城赏赐给了三好范长，使其在近畿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伴随着太平寺之战的胜利，近畿暂时恢复了安宁。可此时的奥羽和西国却是再起波澜，特别是尼子氏控制下的出云国，更是成为天下关注的又一焦点。 　　 话说尼子诠久攻打吉田郡山城失败并自安艺国撤军后，原本臣从于尼子氏的安艺吉川家、备后三吉家、山内家、宫家等国人纷纷转投至大内义隆麾下。 　　 天文十年（1541年）十月，尼子诠久自足利义晴处拜领偏讳“晴”字，正式改名为尼子晴久。次月，尼子经久在失去安艺国的悲伤中去世，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生涯，享年八十四岁。 　　 得知尼子经久病逝，加之国内陶隆房等武断派的坚持，以及安艺、备后、出云、石见等地国人的请求，大内义隆决定远征出云，一举讨灭尼子氏。 　　 正月十一日，大内义隆带着养子大内晴持、陶隆房、杉重矩、内藤兴盛等率军一万五千人自周防出阵，抵达安艺国国府以后，武田信实、毛利元就、吉川兴经等安艺国人与备后、石见等地国人纷纷率军前来会合，前前后后共吸纳军势超三万人。 　　 三月，大内军前锋攻入出云国，挡在大内军面前的，是尼子经久构筑的被称为“尼子十旗”的月山富田城防御网。 　　 “尼子十旗”指的是出云国的十座城池，分别是白鹿城、神西城、高濑城、大西城、三刀屋城、熊野城、牛尾城、三泽城、马木城、赤穴城（濑户山城）。 　　 而在月山富田城与“尼子十旗”之间，又有着被称为“尼子十砦”的中继点，“尼子十旗”与“尼子十砦”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御网，让觊觎出云国的敌军不敢轻举妄动，即便攻入出云境内，也无法长驱直入尼子氏大本营月山富田城。 　　 事实证明，这道防御网确实十分坚固，大内军在攻打“尼子十旗”中的第一座城池赤穴城时，便遭遇了城主赤穴光清与援军田中三郎左卫门拼死抵抗。 　　 赤穴光清勇猛异常，主动出城迎战，一举击杀了大内军的前锋熊谷直续（熊谷信直之弟）与其家臣荒川与三，使得大内军的攻势为之一挫。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大内义隆决定采取围城战术，这反倒为月山富田城的尼子晴久组织防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出云战事陷入焦灼的同时，奥羽则正在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乱斗”。 　　 这次事件的主角伊达氏，乃是藤原氏山荫流之后，原居住下野，后迁居常陆。 　　 文治五年（1189年），源赖朝征伐奥州，藤原朝宗率领四子加入源赖朝军，因藤原朝宗的长子藤原为宗奋力作战，杀死信夫庄司佐藤元治等人，藤原朝宗论功行赏获赐陆奥伊达一郡，故改姓伊达，以郡内的桑折乡为居城，伊达朝宗为伊达氏之始祖。 　　 此后伊达氏历经兴盛和衰弱，最终来到第十四代当主伊达稙宗时期。 　　 继任后的伊达稙宗大力推行联姻外交及入嗣政策，先后与相马显胤、芦名盛氏、田村隆显、悬田俊宗等邻近大名结为姻亲，又以其子伊达义宣为大崎高兼养子、伊达晴胤为葛西晴重养子，使伊达氏逐渐恢复了元气。 　　 但是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以嫡子伊达晴宗为首的一些家中势力的不满。 　　 先是天文十年（1541年），伊达稙宗决定赐地给女婿相马显胤，这一决定为伊达晴宗及众家臣所不满。 　　 次年，伊达稙宗更是要将其子藤五郎送到越后守护上杉定实处做养子，并派遣一百精骑随行护送。 　　 这件事更是招致反对意见，伊达晴宗忍无可忍，主动站出来试图制止伊达稙宗。可是伊达稙宗仍然一意孤行，决定强行实施他的计划。 　　 无奈之下，伊达晴宗只有使用武力来制止父亲的行动。 　　 天文十一年（1542年）三月，伊达晴宗趁伊达稙宗于郊外狩猎时，带兵强行控制住伊达稙宗，并将其幽禁于西山城，随后便自立为新家督。 　　 可随后不久，伊达稙宗被家臣小梁川宗朝、盛宗父子救出。获救后的伊达稙宗，愤然决定出兵对付自己的儿子。 　　 此时，由于伊达稙宗的联姻外交，陆奥诸大名都无可避免的卷入乱事之中，并且形成了以相马显胤、二阶堂辉行、芦名盛氏、石川晴光等大名，和伊达义宗等宗亲为主的伊达稙宗派，及以大名岩城重隆，和中野宗时等少壮派家臣为主的伊达晴宗派。 　　 两派随即爆发激战，整个奥羽南部自此陷入混乱之中。这场大乱斗也因为发生在天文年间，而被称为“天文之乱”。 　　 综上所述，天文十二年三月，从陆奥到近畿，再从近畿到出云，整个日本都不消停。 　　 而偏居丹后的义重，却出奇地“消停”了大半年时间，他既没有趁着近畿的战乱分一杯羹，也没有因为尼子晴久的被动防御乘机夺取其在伯耆、备中的领地，而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家中内政治理方面。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在现有政策施行的基础上，着手制定分国法。 　　 所谓分国法又称战国法、战国家法，是由日本战国大名制定，用于统治麾下领土的法令，其所规定的主要事项有领民支配、家臣统制、寺社支配、所领相论、军役等。 　　 原则上，分国法是用来指称公开颁布的文件，不过有不少以家训形式流传的规范也被视为分国法。因此，分国法概念较为广泛。 　　 分国法由于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因此只有实现高度一元化的大名的领地内可以施行。相反，统治力薄弱或是丧失权威的大名，则难以推行此法度。 　　 例如，历史上的毛利元就属于无法实施分国法的典型例子。他虽然称霸中国，但由于领内国人势力太强，因此无法推动分国法的施行。 　　 六角义治时期，领内国人势力强盛，他们联合起来自行制定一套被称为《六角氏式目》的法规，强迫六角义治接受。尽管六角家是名义上的主君，但在这些国人面前只能无奈地被动接受。 　　 由此可见，分国法虽然是战国大名强大自身的有效武器，但并非所有大名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贯彻分国法，因此只能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制定相应法规。 　　 分国法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统治农民的法律和掌握家臣团的法规两大项目。 　　 因为农民所缴纳的年贡是大名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若要让农民确实缴纳年贡，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同时，为了要确保领地的运行，自然也会需要一套与统治农民相关的法规。 　　 相对地，与统领家臣相关的法律则是为了稳定国内局势而制定的。透过这些法规来强调主从关系、明示家臣团队内的上下序列，战争时期家臣的军役义务等，可以稳固大名的地位，避免家臣团内部的混乱和衰退。 　　 天文十一年正月初一，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制定，若狭武田氏的分国法《若州武田氏法度式目》正式对外颁布。 　　 这一分国法最初仅仅包括十一条，后不断增加，最终定格在五十七条。 　　 这其中集合了义重总结治国的具体方法，以及治民的基本法则，他以法规为指标和行动准则，目的在于将民政不论在质或量上都进行提高，同时他更将理想和希望带给百姓，为领内的发展提供动力。 　　 多年以后，这部《若州武田氏法度式目》中还加入一条特殊的内容，那就是如有违法者，不论贵贱，皆依法处置。 　　 这虽说是以保留武士阶级的特权为前提，仍具有局限性，但总体上还是赢得了治下百姓的心，增加了领内的凝聚力。 　　 除去民政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军役义务的确定，也就是制定军役帐。依照其中的军役相关规定，知行的多寡不但是财富的象征，更可视为领主所能动员的兵力。 　　 义重经过仔细研究和查阅检地帐，初步确定，领内家臣国人的军役义务与石高乘以年贡率挂钩。因此，在制定初期，表高一万石的家臣约有动员两百五十至三百人兵力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