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咳……老人家,这可不兴乱讲啊。”吴世璠边咳还边急着解释道。 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头躲在山里十几年,居然是在躲自己的爷爷,这就尴尬了。 “老汉没有乱讲。”老者一脸平淡道: “如果不是平西王,我们两户人家不至于躲在深山来。但也歪打正着,俺们好歹享受了十余年的安乐。” 说罢,还安慰少年道: “方少爷您也不用担心,平西王虽然奴役我等贱民,但不至于像满清那样,出言成罪,动辄抄家灭族。老汉的这些话,纵使你听了还不至于会被追罪,呵呵……” 吴世璠主仆二人,面面相觑。 这算夸平西王,还是贬平西王啊? 随后吴世璠试探性地问问老汉: “老人家,你们为什么要躲啊?是因为在平西王治下,吃了官司么?” “老汉没有吃官司。” “那……”吴世璠带着迟疑地问道。 “方公子是想问,那是什么原因,是吗?”老汉笑着看着吴世璠,说出了少年的迟疑。 少年点了点头。 “因为,俺是汉人。” 老汉骄傲地说: “平西王的军队是满洲人养的狗,俺们虽然打不赢狗,但还不至于作贱到跟狗同吃一碗饭。” 说话间,他佝偻的背似乎也不由得挺直起来。 “平西王入滇后,招揽精壮,我等不愿附从,故而沦为流氓。 后来,平西王的部属们掳掠流氓,奴役无地之人成为各庄园的‘长工’……嗯,方少爷,你怎么啦?” 老汉这番话,说得义正严词,掷地有声,而吴世璠可就尴尬了。 他的脸瞬间变得通红,像熟透的桃子。 又低头看着地板,眼神漂浮,闪烁不定。 紧张之余,用力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试图缓解尴尬的气氛。 老汉见少年情况怪异,以为是自家招待的缘由,关心地说: “方少爷,你不会是吃了甘薯这作贱货后,身体不适吧?”随后又焦急地说自责: “都怪老汉,老汉忘记少爷乃富贵人家出身,竟然拿这样的作贱货招待,真是该死。” “啊?没这事!老人家,我很好,这……甘薯也是挺好吃的,我是刚刚想到,平西王实在是太可恶,真是令人气愤不过。” 说罢,赶紧转移话题,别让老汉再往平西王这里继续骂下去: “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晋王时期的日子过得比较好咯?” 没想到,老汉很直接地说: “不,晋王主政那段时期,百姓负担陡增,秦王时期才是咱们滇地百姓生活最好的时期。” “啊??秦王?那不是叛明降清的叛徒吗?”吴世璠闻言惊呼。 而旁边的吴桐听到吴世璠说“叛明降清”这几个字,直接白了他一眼,一脸的无语。 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却没有说出口。 “是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却还是怀念秦王啊。” 老者两眼迷离,开始回忆起秦王主政时期的时光。 “那个时候啊,就算是贱民,也能有几餐大米吃咧……”老汉说着说着,似乎想到了如今的条件,摇摇头苦笑着说: “不像现在躲在山里,只能吃些甘薯,虽然能吃饱,但还是不如大米香咧。” 老汉在吐槽之后,把当年所发生的过往,娓娓道来。 …… 当时在明末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危机已成积重难返之势。 经济大幅度退步,几近崩溃。 在金银矿丰富且在明代得到大量开发的云南却退化到了使用“贝币”的地步。 就连“改土归流”都无法继续推行。 为了维持朝廷统治,不得不复辟土官、“改流为土”。 而出现以上原因是在于: 云南土地高度集中。 沐家、土司、寺院如三座大山,大肆侵吞民田,奴役云南生民。 百姓自家生产的粮食,需要经过朝廷、沐家、地主、小吏四层盘剥。 其中土司庄田,基本还是领主农奴制的形态。 而占据云南农业最大头的屯庄、勋庄,主要受到沐氏一族的支配。 其中,以勋庄最盛,沐氏庄田在明末已经达到一百零一万三千亩之多,占有当时云南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普通百姓,可谓“生无立锥之地,死无埋尸之处。” 云南人民对沐家、土司及寺院的高度不满情绪,如火山积压,只待星星之火,将其点燃。 此时,大西军来了。 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大西军在张献忠牺牲后,以孙可望作为张献忠四大义子之首,和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一起构成四将军体制,维持了大西集团内部的基本团结。 在决定未来大西军路线的遵义会议上,孙可望及时纠正了张献忠末期的滥杀策略,制止了汪兆龄意欲通过延续这一政策控制大西集团的企图。 做到能以一个独立的势力向仍占据数省之地的残明势力伸去橄榄枝。 在名义上,孙可望放弃以“大西后继”自居,打出“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口号招揽人心。 在政治上,利用云南“沙定州之乱”的混乱局面,打出“为沐国公复仇”的旗号进军云南,得到云南士绅的认可和支持。 三月攻入云南,四月占领昆明,九月全据云南。 势如破竹。 史料记载:“(滇地)人民延颈望其来”,“沐氏勋庄之人趋附入山”。 甚至原本被逼入深山“多年自成种类”的起义者都纷纷出山,“沿途赶集”; 连有名的“鲁魁山寇”也自发跑出大山,为大西军维持地方治安,“为各村保固无他”。 之所以大西军这样的贼军,都能那么受欢迎,是因为云南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按当时的人民想,贼军再怎么烂,都不至于比沐家烂吧,于是对大西军抱着极大的期望,希望大西能让百姓过得好一些。 后来事实证明,经过张献忠调教的孙可望,没有让云南百姓失望。 孙可望进军云南后,在表面上,大西军保持与云南旧官绅合作。 但在经济上又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些人的经济基础,进行土地改革。 通过清整沐府庄田、被侵占的卫所军田乃至沙定州等反叛土司占据的土地,将其一一改造为按章纳税的民田。 同时兴修水利,发行铜钱,开发盐井,整治贪腐。 其中,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营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