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从忠州给夏华来信后没多久，杨江也从宁波给夏华来信了。 　　 杨江在信里告诉夏华：一切正如夏华当初所料，重开和经营市舶司虽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并不顺利，因为当地盘根错节的地方豪强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他们视开海贸易的巨额收益为自己的囊中物、盘中食，容不得外来势力染指，包括来自朝廷的。 　　 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乱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要从头说起。话说明朝中期的世界正好进入大航海时代，通过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和万恶的奴隶贸易，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赚到了天文数字的财富，比如在美洲墨西哥，存在超级大银矿，使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银子多得简直花不完，既有金山银海，当然要满世界买买买了，于是，全世界的各色物产源源不断地向这两国流去，换来一船船的金银，在这其中，华夏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最受这两国王公贵族青睐，史料记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华夏东南的富商巨贾、豪强大族们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偏偏明政府一直禁海，既不进行官方海上贸易，也不允许民间私人进行海上贸易，这些地方豪强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纷纷展开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既有利可图，沿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也犹如过江之鲫地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股股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势有势的沿海武装走私集团即海商集团。 　　 后世有个德意志大胡子说过：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们就敢肆无忌惮地干出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名言用来形容明朝中期的华夏海商集团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制作丝绸的原料生丝，是倭国急需的紧俏物资。生丝本是民用物资，但在倭国的主要用途却是制作盔甲和武士刀，属于军用物资，此时的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对盔甲和武士刀需求量极大，加上倭国又发现了大银矿，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根本不缺银子。在华夏，一百斤生丝售价约十五两银子，但在倭国，一百斤生丝售价高达约一百五十两银子，是原产地的整整十倍！不仅如此，倭国银多铜少，一两银子在倭国只能换到二三百个铜钱，但在华夏，一两银子可以换到一千个铜钱！ 　　 可想而知，这种海上跨国贸易的利润有多大。 　　 从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在位期间，华夏东南的海上贸易就一片火热，大批的豪强发了大财、赚得暴富，到接下来的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期间，这场海上贸易更是火得一发不可收拾，赚了大钱的东南当地豪强们又用巨款跟朝中的王公大臣们“拉好关系”，从而得到了坚固的保护伞，上面有人撑腰包庇，自己手里又有人有钱有势，谁还能阻止他们疯狂发财呢？他们争先恐后地开设桑树园、丝绸工场、茶树种植园、烧制瓷器的窑厂，雇佣大批平民进行生产，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杨江在信里说一名宁波卫的老军官向他描述当年的海港“盛景”：每有海商船队靠岸，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军官与海商素有交情，相逢时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 　　 这是一场“全民发财”的狂澜。此时还没有倭寇，陷入战乱的倭国有大批倭人逃出国，来到华夏东南沿海，但他们只是来当打工仔和打手的，根本掀不起风浪，身份地位无足轻重。 　　 但这一切都随着嘉靖二年的“争贡之役”而戛然结束了，事情是这样的：陷入分裂和内战的倭国有两个诸侯同时派船来到华夏跟大明做生意，双方都自称代表倭国，见面后打了起来，把明国当地驻军也卷了进去，从而酿成了一场不算大的兵灾。本来，这只是一场外交事件，并且跟明国没关系，但明政府的一些高层却认为这是由于对外贸易太频繁造成的混乱，继续坐视不管就会引发更大的沿海动乱，继而草率鲁莽地宣布全面禁海，严厉打击海上贸易。 　　 这个决定堪称愚蠢至极，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那些东南海商和倭人赚钱都赚疯了，突然间不准再赚了，他们可能会老实接受吗？你明政府不进行官方海上贸易，我们就搞走私，你明政府不允许搞走私，我们就直接明火执仗地跟你干！就这样，给大明朝带来巨大灾祸的倭寇之乱产生了。所谓的倭寇，大部分是华夏人，倭人其实不多，另外，倭寇也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打着海盗旗号的海商，他们的目的还是做生意，为自保而把船队武装起来，但明政府不承认他们是正经的海商船队，把他们也视为海盗，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在海上打劫的海盗。于是，原本海上贸易红红火火的华夏东南海域乱成了一锅粥。 　　 被惊动的嘉靖帝任命名臣朱纨总督东南，铁腕禁海。这位朱总督是位忠君爱国的好官，还可被称为抗倭英雄，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嘉靖帝的命令，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无奈天意弄人，他的行为是违逆历史潮流的，也触犯了东南海商豪强和朝中很多达官贵人的根本利益，最终被人家用小人手段逼上绝路愤而自杀。眼见朱纨落得如此惨烈下场，朝廷上下再也没人敢对抗东南海商豪强集团了，倭寇之乱彻底爆发。 　　 时过境迁，明政府耗费无数，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的浴血奋战下总算强力平定了倭寇之患，但对此心有余悸、误以为展开海上贸易就是倭寇之乱根源的明政府一直没敢重开市舶司，直到几个月前，夏华帮助万历帝在廷议舌战中击败了那帮老臣，初步试验重开宁波市舶司发展完全由朝廷主导的海上贸易。浙江的那帮豪强势力岂会不知市舶司重开后带来的巨额利润？他们对此是非常抵制的，逻辑是这样的—— 　　 朝廷不开市舶司，不发展官方海上贸易，就给他们制造了走私的商机，他们就能通过走私牟取暴利。外国商人们想买到明国的特产，明政府偏偏不卖，他们只能跟走私犯们买了； 　　 朝廷重开市舶司，那么，明国的对外贸易就会以官方渠道为主体，外国商人们既可以堂堂正正地跟明政府做生意，干嘛还要跟你们这些走私犯做生意呢？如此，地方豪强的生意就要被明政府抢走了。他们就算加入明政府的官方海上贸易，也注定只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大头是属于朝廷、属于万历帝的。 　　 所以，东南的海商豪强们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明政府重开市舶司，更不会配合朝廷此举，他们靠走私垄断贸易权，等于坐拥金山，朝廷要收回贸易权，就等于搬走被他们占据的金山。 　　 杨江在信里告诉夏华：宁波市舶司正式重开前肯定要囤积足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外国商人们急需的华夏特产，到时候，市舶司重开了，来自外国的商品订单再多，也吃得下，不会出现供货不足或供货迟滞，如果出现外商需要二十万匹丝绸、市舶司只能提供五万匹或外商要求一个月内完成供货、市舶司却拖了三个月才完成的情况，这显然会影响到市舶司的名誉和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奇怪的事发生了：杨江等宁波市舶司官员在浙江各地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时，各大丝绸商、瓷器商、茶叶商居然异口同声地声称本店缺货，或把价钱一下子提到以前的好几倍。这么一来，市舶司就会存货严重不足，人家外国商人带着一船船的金银过来买东西，你却没有足够的存货？这生意还怎么做？或者，市舶司就以那些本土商人新开出的好几倍的价钱跟他们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外国商人们，可这样还有赚头吗？比如，一匹丝绸十两银子，本土丝绸商开价五十两，市舶司买了，然后六十两卖给外国商人，从十两到六十两，五十两的利润，市舶司只赚到十两，本土丝绸商却赚到四十两，什么意思？大头不就被本土丝绸商赚走了吗？官府给他们打工？——如果本土商人们跳过市舶司直接跟外商们做生意，那就是走私。 　　 毫无疑问，这些本土的丝绸商、瓷器商、茶叶商就是在故意捣乱，他们结为攻守同盟，联合对付市舶司，不过，他们此举是“合法的商业行为”，没有违法，人家爱涨价就涨价了，人家爱囤货故意不卖就囤货故意不卖了，你官府难不成还要强买强卖？ 　　 夏华在回信里安慰杨江并给杨江出谋划策：这些困难不出我们所料，重开市舶司动了很多人的蛋糕，那些人当然要捣乱，不要生气愤怒，不要急躁慌乱，我们见招拆招，那些人说到底是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的商人，他们的攻守同盟是很脆弱的，可对他们实施离间计，分化瓦解他们，再者，大明国这么大，难道只有浙江一地出产丝绸、瓷器、茶叶？可从别省收购再转运到宁波，虽然这样会加大成本、减少利润，但能有效地打击浙江本地的豪强势力，让他们知道，跟官府玩小花招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官府耗得起，他们耗不起，他们囤积居奇，故意囤积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不卖，好啊，那就让他们的存货在仓库里发霉变质落灰吧！ 　　 夏华最后特地补充了两句：宁波市舶司只是一个试验点，盈利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积累经验，知道重开市舶司会遇到哪些困难、阻力以及找到解决的办法，这样，接下来重开第二个、第三个…市舶司就会顺利得多。 　　 夏华给杨江出的主意是要投入很多钱的，杨江的启动资金就万历帝和户部给的十万两，多一两也没有，夏华不能帮杨江再跟万历帝要钱，因为那样肯定会让万历帝不爽：你不是说重开市舶司能赚钱么？为什么重开了不但没有赚钱，还要朕进行二期投资？你到底行不行？ 　　 这二期投资的钱只能是夏华自己出，不够就拉上卢泰。夏华其实很有钱，卖肥皂香皂让他现在月收入三四万两银子，明华镖局每月的分红也有四万两左右，截至此时，扣掉方方面面的开支，他现在的积蓄已经超过五十万两。五十万两银子，用来过日子可以吃一辈子了，但用在国家大事上只是杯水车薪。干着从六品的官却操着当皇帝的心，夏华确实够爱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