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汤显祖六弟汤良祖从新安县来到汉城向夏华汇报新安县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汤显祖兄弟六人，他排老四，汤显祖在被夏华招揽后，他的兄弟家人们自然都搬到了新安县，有的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给汤显祖帮忙打下手，有的以平民身份生活从事自己喜爱的事，都过得很不错。 　　 新安县现任知县是汤显祖，但真正的幕后老板是夏华，一年过去了，汤显祖除了要向他的顶头上司广州知府汇报工作，更要向夏华汇报工作，并且，他向广州知府做的汇报是“七分真三分假”，向夏华做的汇报才是百分之百真。 　　 汤良祖告诉夏华，在去年即万历二十年，新安市舶司向朝廷和万历帝上交了四百万两，但实际盈利五百五十多万两，缺了的那一百五十多万两自然是“夏华的那份”。 　　 夏华听得很满意，他是在万历十七年十一月中旬到新安县上任的，次年即万历十八年，他给万历帝赚了一百五十万两，第三年即万历十九年，他给万历帝赚了三百万两加二百万两，去年，他离开了新安县，但已完全驶上正轨、运营成型的新安市舶司继续发挥摇钱树的作用，结结实实地赚到了五百五十多万两，四百万两归万历帝，一百五十多万两的“零头”归夏华，君臣二人皆大欢喜。 　　 夏华记得，当初他还在燕京、还没动身前去新安县赴任时，万历帝给他提出的“挣钱要求”是：第一年挣来一百万两，第二年挣来二百万两，第三年挣来三百万两，第四年挣来四百万两，从第五年开始，每年必须都有五百万两。数字一目了然，夏华创立的新安市舶司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 　　 此时在广东，外贸通商口岸的“龙头老大”自然是新安，但另有两地紧跟新安的脚步，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正是在那场商战风暴中被朝廷趁机趁势收回的广州市舶司和新开的潮州市舶司。新安、广州、潮州，广东的这三大外贸通商口岸可谓引领、提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三只领头羊，外贸日益兴旺、如火如荼，呈现出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势，根据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观察和记录，仅仅一个沙漏的时间，进出新安县大明港的各国货船就高达四百多艘，广东和潮州虽然都不如新安县，但也都有百艘以上，这些忙碌无比、进进出出的各国货船给大明朝、给华夏带来的滚滚的巨额财富。 　　 或许有人会质疑，此时的外贸真这么赚钱？答案是：真的这么赚钱。根据真实可靠的史料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全球足有约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了华夏。然而，如此惊人的财富，跟明政府没啥关系，因为明政府是禁海的，不怎么对外进行官方贸易，跟外国人做生意疯狂赚银子的是那些背景深厚的东南沿海豪强大族们，方式是走私，最终搞得明政府穷得叮当响，豪强大族们则富可敌国。 　　 夏华在新安县做的那些事就是要把“外贸通商”这条大财源从东南沿海豪强大族们的手里抢到明政府的手里——其实不完全到明政府手里，赚的钱分为三份，一份被夏华暗地里揣进了口袋里，一份被万历帝刮走了，剩下的一份才进入明政府的国库——所以，无数的人恨死了他。 　　 新安、广州、潮州，广东的这三大外贸通商口岸基本上都在夏华的掌控中，新安无需多言，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立的，广州是他“收复”的，潮州当地的豪强势力就是潮汕商团，是夏华的盟友、部属，所以，夏华或他的部下们在新安、广州、潮州奉万历帝命令为明政府还有万历帝本人搞外贸赚钱的同时，趁机“夹带私货”卖给外国人赚钱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了，因此，新安、广州、潮州的外贸模式是这样的： 　　 明面上的官方贸易，所获利润先被夏华捞一把，再被万历帝大捞一把，剩下的进国库； 　　 暗地里的“夹带私货”贸易，所获利润基本上都是夏华的。 　　 说白了，新安市舶司去年赚了五百五十多万两，四百万两归万历帝，一百五十多万两归夏华，除此之外，夏华通过“夹带私货”贸易又赚了少者大几十万两多者上百万两的银子，广州和潮州也是如此。 　　 华夏适合搞外贸的地方无非就是苏、浙、闽、粤四省的沿海港口，以前，这些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们结成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蛇鼠一窝，形成了一张水泼不进、针扎不入的攻守同盟、利益网络，“外人”动这张网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公敌，只有这样，沿海地区才会一直被他们把持和垄断，绝大部分的外贸利益才会落入他们的私人腰包，但随着夏华把这张网在广东撕开了一个缺口，立刻对闽、浙、苏等地造成了多米诺骨牌般的破坏效应，逻辑很简单：内地的商人想要把货物卖给外国人，你闽浙苏的豪强大族们想要“低买高卖”，以前，我没得选，现在，爷大不了运货去广东通过新安、广州、潮州卖给外国人。 　　 迫于这个形势，闽浙苏的豪强大族们不得不进行低头和退步，让出一部分利益，毕竟，少赚银子总比一无所获好。比起苏浙，豪强大族势力相对薄弱很多的福建“反水”得最明显，福建的那些豪强大族普遍很识时务：撇开朝廷吃独食是行不通的，与其抗拒朝廷，不如老老实实地选择跟朝廷合作，好歹能分一杯羹。就这样，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港口都渐渐地被明政府“收为国有”，虽然肯定不能完全“国有化”，但明政府从此三处港口外贸中获得的利益比以前多得多了。 　　 满打满算，在去年，广东的三个通商口岸给明政府和万历帝赚了五百多万两——除了新安市舶司的四百万两，还有广州、潮州市舶司的一百多万两——福建的三个通商口岸则给明政府和万历帝赚了大约一百万两，合计六百余万两。 　　 新安市舶司开张第一年赚到的一百五十万两被朝廷各部分得干干净净，万历帝下手“稍慢”导致他一毛钱都没捞到，第二年赚到的三百万两被万历帝捞走一百万两，二百万两给了国库和朝廷各部——夏华单独交给万历帝的二百万两自然被万历帝全部吞掉了——第三年，粤闽二省六口岸一共上交了六百余万两，被万历帝捞走二百万两，四百万两给了国库和朝廷各部特别是兵部。 　　 治国也好，打仗也好，都是烧钱，治国就不用说了，各部年年都要拨款，从去年开始，明政府的财政压力陡然激增，因为先后爆发了万历三大征。夏华深知明朝打不打得下去全看国库财力撑不撑得住，所以他一直非常关心明政府的财政问题。 　　 这件大事没必要从朱元璋开国时说起，单说万历朝，万历帝刚即位时，大明朝的财政情况只能说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烂透了，每年不但没有盈余，还要亏损二三百万两，全靠寅吃卯粮、拆东墙补西墙撑着，幸好张居正力挽狂澜，他对全国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包括全面丈量全国的农田，把被豪强大族们隐瞒不报的私地、新开垦出的田地等都严格地查漏补缺了，结果，全国的农田从先前的四百多万顷增至七百多万顷，农田增多了，农业税自然随之增多，原有的赋税制度也被他改革过了，经过持续十年的苦心经营，当张居正去世时，明政府国库里足有四百多万两银子的盈余。 　　 万历帝亲政后，国库里的银子很快被他花得干干净净，明政府又过上了月光族的日子，好在，张居正生前打下了坚厚的基础，让明政府一年能收到三百万两的税，基本上是农业税，数字大得多的商业税和外贸收益都被既得利益集团吞掉了。 　　 明政府一年三百万两的税，各省分别占多少呢？第一名是南直隶，占了20%多，第二名是山东，占了近18%，第三名是山西，占了13%多，接下来是河南和陕西，都占了10%不到，接着是浙江，7%多，再接着是北直隶，6%多，再再接着是江西和湖广，都是5%左右，除了以上省份，剩下的省份都只是零头，广东和四川差不多，都是2%多一点点，福建是2%不到，广西、云南、贵州都低于1%，广西是0.7%，云南是0.5%，贵州是0.1%。 　　 明政府一年收到三百万两的税，广东只占2%多一点点，也就是说，明政府一年从广东收到的税银是六万多两。 　　 六万多两，少得简直令人发笑，但这就是事实。 　　 因为夏华，广东去年交给明政府的税除了几万两农业税，另有五百多万两的商业税和外贸收益，猛增了差不多一百倍。可想而知，万历帝是多么的“爱死了”夏华。 　　 明政府去年收到的税除了常规的三百万两农业税，还有四百多万两商业税和外贸收益，总计七百多万两，比以前翻了足足一倍多，并且这还是被夏华和万历帝先后雁过拔毛的数字。 　　 不仅如此，明政府能动的钱除了朝廷国库里的银子，还有万历帝自己的小金库。必须承认，万历帝虽然臭毛病一大堆，但他在军国大事上还是拎得清的，当国家急需用钱、国库没钱时，他会用自己小金库里的钱补上——虽然历史上的他在事后会变本加厉地搜刮老百姓挽回自己的“损失”——这三年，光是市舶司的商业税和外贸收益，万历帝就捞了三百万两，还有夏华单独交给他的二百万两，外加夏华给他出的办镖局、卖彩票、卖灯油等赚钱金点子，万历帝这三年肯定捞了超过一千万两。要不是打仗需要钱，万历帝现在已经创办连锁银行了。 　　 历史上，明朝打宁夏之役花了二百万两，打播州之役又花了二百万两，进行明倭高丽战争打了七年花了七百万两，合计一千一百万两，这笔惊人的开支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国力，更让华夏苍生背负上了巨大的负担，但如今，明政府和万历帝一个比一个有钱，完全打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