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桦先是和高名衡商议开港事项,随后又与郑森密谈许久,本来朝中就有开港的风声传出来,现在没多久就在上层官僚间传播开来。 高名衡很久以前便在调查开港的事情,他也没有刻意保密什么,此番陛辞,他的那点主张也和自己的属下官员提过。现在无非就是基本公开了而已,倒也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海贸是老郑家的禁脔,很多人不愿意沾上这个事,所以即使众人知道了这事,整个南京居然也表现的风平浪静,简直毫无波澜。 唯一激动的人就是沈廷扬! 这位京师陷落以前被朱由检派出南下督饷的老臣,现在担任着太仆寺卿兼掌户部钱法堂。说白了太仆寺卿就是个虚的,掌管户部钱法堂才是个实际的差事,约等于中央造币厂厂长,也算是实权官僚。 不过他的这个实权几乎为零! 因为朝廷没有铜咯,没有铜铸造个锤子的铜钱咯。所以别看是个侍郎一级的高官,被安置在钱法堂这位置上,真是一点儿公务都没有。 若是有玩古董钱币收藏的,应当知道,历史上的弘光通宝数量不多,且绝大多数都是永历朝在广西,贵州等地补铸的。正儿八经在南京城铸造的弘光通宝,虽然称不上凤毛麟角,绝世奇珍吧,但是谁要是有个一枚,买上一千两千的,还是轻易。 沈廷扬这个官,干了两年,统共就开过两次炉子,一次是鼓铸弘光通宝,一次是鼓铸隆武通报。做完了这一批新钱以后,就完全不再上值。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应该是大明第一等肥差的钱法侍郎,居然由沈廷扬来出任的原因。周延儒、高名衡等人的亲信都对这个官位没有任何兴趣。既不能掌权,也不能捞钱,甚至连正常的公务都没有,谁愿意来干这个官儿? 至于为什么没有铜,倒也不奇怪。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方便开采的大铜矿集中于云贵地区,其他像是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地的铜矿,规模都远远逊于云南的铜矿。 之前是因为道路梗阻,运河河运断绝,中原流寇肆虐,南方的铜根本无法有效且及时的运往京师鼓铸。现在嘛就不用说了,云南已经不姓朱了,那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铜矿输送到南京来铸钱的事情了。 而且南京朝廷建立以来,几乎无日不战,每天都在战争中或者战争的边缘渡过,哪有心情去管铸造铜钱的事情。也就是因为周延儒在台上,还算是个能够正常办事的宰相,新君登基需要铸造一批新钱,用来赏赐群臣、外戚以及寺观,这才有了弘光通宝和隆武通宝。 就这点铜,还是征收民间旧铜器,以及南京官仓中旧年原有备用的那点子铜料都用上,才有的那几万贯新钱。 现在听到了朝廷可能要开海的风声,虽然不知道这个海怎么开,是单独开在哪里,还是全面开禁。但对于已经坐了两年冷板凳的沈廷扬而言,却是一个好机会。因为中国缺乏铜料,可是隔离有个邻居不缺铜料啊。 日本! 建国已经四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现在正是天下太平的时候,1637年的天草四郎之乱被平定以后,基督教徒在日本几乎湮灭,基督教则被完全镇压。闭关锁国的政策算是彻底施行,内部的幕藩体制也已经基本确立。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只允许持有福建郑氏令旗的明国商船,持有图书的朝鲜东莱商船,以及保证绝不传教的荷兰商船这三类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贸易。 即使是这三类船只,也仅限于在九州的长崎和对马这两处贸易,日本的其他港口对任何外国船只都会驱离。 但规矩是死的,这人不是活的嘛。既然你朱三都要做老郑家的女婿了,和老郑家商量一下,让日本开一个小口子,每年向大明输送个一二百万斤铜,让大明有点铜铸钱行不行啊。 而且郑芝龙还娶了日本老婆,郑森还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呢,和日本德川幕府那边不是更好商量嘛。咱们开口日本方面未必答应,老郑家开口,不管答应不答应吧,起码也会考虑一下老郑家的意见。 沈廷扬这一提,朱由桦也发现了,好像老郑家往日本倾销各类手工业产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直接收黄金和白银的。反正日本这时候像是石见银山、佐渡金山等富矿开采进入鼎盛阶段,据说这时候日本一年能出产二百吨以上的白银,以及十五吨以上的黄金。 如此丰富的金银矿藏,使得日本的购买力非常强,郑家一年上百船的往日本载运各种奢侈品,日本也照样消化的了。据说有些浙江的海商,跟在郑芝龙后面,也不往日本卖丝绸,而是卖染料,就得以豪富。 可能就这几十年一百年,算是对日贸易最美好的年代,基本上只要能拉到日本的东西,日本那边都要。甚至有人往日本拉老虎、豹子、孔雀这种活物,以及猩猩皮、西洋天鹅绒、玻璃杯盏等纯粹的奢侈品。 彼时的日本大把的撒币,撒的对日贸易的那些海商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爽的飞起。等到金山银山逐渐枯竭之后,对日贸易才算是逐渐回归平稳。 现在虽然日本也向中国出口红铜,可似乎 不成规模,而且日本方面也没有意识到大量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外流的弊端,对此几乎不闻不问。 咱们如果让郑韫陪嫁的几十条船,在江南拉上日本需要的各类货物,然后去日本换回中国稀缺的红铜,那岂不是一举两得。 去程赚一票,回程拉回来的大量红铜,还能再赚一票。而且朱由桦似乎不需要经过什么朝廷,什么大臣,只要自己动用老婆的嫁妆就行了。等每年的一二百万斤铜运回来,直接拿去铸钱,虽然不一定能挣钱吧,但以日本红铜价格的低廉,带回来就算是赚啊。 得和沈廷扬好好聊聊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