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的这几个月，我们这帮人和信阳那帮大工已经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我先前所在的那里已开了新的工地。那地下室已经盖好，上面的钢筋，壳子板也都已弄好，只等着打混凝土。　　云志问我想在哪里干，我说我想跟着老占。而老占刚好在原来的工地。我就在那里呆了下来。由于云志带来的我们这帮人都是小工，那个工地盖的又是框架楼，所以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混凝土。工友们称为“打灰”。　　干过建筑的人都知道，打混凝土通常需要两班人，上面一班操作振、动棒的，下面一班备料的。我和老站都在下面备料。　　因为他是云志的侄子，云志就让他推车，让我其他三个人用铁锨往翻斗车上装石子，云志的另外两个亲戚装沙，还有一个倒水泥的。　　打一小罐灰一般需要四车石子，两车沙，和两袋水泥。我们把备好的料全部倒入一个漏斗形的铁制容器中，就由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启动按钮让漏斗容器自动上去，　　再倒入一个如蜗牛一样的里面有扇叶的罐中，加入水进行搅拌。搅拌好后还要倒进一个小车架着的翻斗中，再由正式工人开着车跑一段距离将打好的混凝土倒入大罐中。　　大罐满了就用塔吊吊起来运到楼上。楼上的人看好位置把罐门打开，那混凝土就“哗”的一声流了出来，然后再用振、动棒振。上料的时候是不允许休息的。我们要想休息就得干快点。　　那上面的圆罐正在搅拌，下面的漏斗容器又已装满，车上也是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才能稍微停一下。　　最舒服的时候是搅拌机坏的时候，我们把铁锨插入石子中，坐在铁锨把上，或者干脆把安全帽取下来当凳子------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过着，每天吃饭，上班，下班。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两天的空闲。生活不断地重复着，枯燥，单调而乏味。　　对于文学，我实在不敢再奢求什么，既不打算刻意去追求，也不愿放弃，就那么藕断丝连的放在那儿。当然，我有时也会硬写出一篇文章投给一些杂志社，但总得不到回音。其实，对于这种事我也几乎麻木了。　　但是有一天，我从一名工友那里借来了一本杂志，那上面有一篇关于当代作家路遥为写《平凡的世界》而离开世人的报道，看后令我十分震惊。　　那篇报道上面又路遥的遗像。只见路遥眉头紧锁，用手托住头，正陷入沉思之中。他这个样子，令我想起古往今来大部分文人的命运来：外国作家暂且不说，我门只说中国作家。　　那屈原是含冤投江而死，杜甫使饥寒交迫而死的，李白是醉死的，曹雪芹是伤心过度而亡，老舍是自杀的，路遥是写小说累死的。　　想到这些，我自己也杜撰了许多东西。那就是有些作家的名字起得不吉祥。比如屈原，他实在是又屈又冤，到最后为何不含冤而死呢？朱自清名自清，岂不是把自己清理掉吗？老舍字舍予，明明都是自杀的意思。　　起这么不吉祥的名字，他们到最后如何又有好的归宿呢？而自己名叫张建明，岂不是“贱命”或“命贱”，难道一生就注定要凄苦一生吗？　　文人的命运既然这么苦，自己的名字又这么贱，对于文学，是不是该放弃呢？我自己也给不出自己答案。我茫然，彷徨，犹豫，无助。　　况且，我天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想找一些新鲜事来刺激刺激，但总是找不到。同时，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东西在躁动。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想来想去，我得出了结论，我想女人。是啊，烦恼的时候有谁来安慰我？高兴的时候有谁和我分享快乐？夜深人静的时候有谁和我聊天谈心？　　生气的时候躺在谁的怀里撒娇？满腹的心事向谁诉说？也就是说，我想有个伴了。但那个模糊的对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她一定是聪明，漂亮，贤惠，温柔体贴，像母亲和姐姐一样疼我，关心我，爱护我。但是，这个人何时才能来到我身边，我实在不得而知。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是一边想文学，一边想女人，比例是各占一半。但是，文学和女人哪一个在我心中最重要呢？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假若有一个漂亮的女孩跟我说：“张建明，你放弃文学，我就跟你结婚。”我可能会马上烧毁所有的文学书籍，满足女孩的愿望。但过不久，我又会重新花钱把那些烧了的书买回来。　　对于文学，有很多时候，我只能是“望铅兴叹”，看着别人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的“豆腐块”，除了羡慕，就是不平，不平之后只有哀叹，苦闷，烦躁，甚至有时候会有事没事的发出一些无名火来，令周围的人们莫名其妙，骂我精神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