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路（今雁荡路）北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通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是一条闹中取静的短马路，前后不过三四百米长。路口有两位“门神”把守，靠东头是著名的“培恩公寓”，与它隔路对峙的是“永业大楼”。 　　 五天之后的一个傍晚，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驶入华龙路，停在仁昌绒线店门口，等候在马路边的一个中国男子拉开车门跳上车。他就是共产国际约瑟夫小组的总交通陆家豪，而坐在驾驶室开车的是约瑟夫本人。轿车接上人，掉转头，沿霞飞路向西方向驶去。这是约瑟夫与陆家豪的接头方式，每次都是约瑟夫事先打电话给陆家豪，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到点由约瑟夫亲自驾车来接人。轿车毫无目的地行驶，他俩在车上谈工作。这种接头方式既私密又安全。 　　 “武汉来信，虞志雄有消息了。”陆家豪急切地说。 　　 约瑟夫哦了一声，五天之前，他们接到武汉拍来的电报，司徒慧告知说接头又告失败，来接头的人可能被捕，希望尽快再派人来取情报。约瑟夫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虞志雄是老交通，一向办事稳妥，这一回不晓得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约瑟夫没有轻举妄动，只是静静地等，他想搞清楚状况再做决定。 　　 “虞志雄说，他下船即被盯上，特务似乎早已收到风声，按图索骥在码头堵他。” 　　 约瑟夫皱起眉头，这是最危险的情况，说明组织内部有泄密。 　　 “哪个环节走漏风声，查过吗？”他急切地问。 　　 “查过，没发现异常。”陆家豪回答，“虞志雄说，好在国民党特务获取的情报有限，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经过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只说自己是个跑单帮的生意人。现在，特务似乎相信了他，让他写信找个保人取保释放。” 　　 约瑟夫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对陆家豪说：“你判断一下，虞志雄说的话可信吗？” 　　 “他说的合情合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信是通过数码邮箱寄来的，这个渠道一直在用，从来没出过纰漏。” 　　 “不会是敌人设的圈套？”约瑟夫不放心。 　　 “虞志雄同志是经过考验的老战士，一直为中共高层做交通工作，忠诚可靠，不可能叛变，我相信他。”陆家豪口气坚定地回答。 　　 “这么说，咱们还有机会把武汉的情报取回来。” 　　 “我打算派关维祐去，她俩认识，方便接头。”陆家豪征求上司意见。 　　 “关维祐同志肩负同武汉的电报联络工作，决不能走开。”约瑟夫摇头，“万一出状况，后果不堪设想，她可是我们联系司徒同志的唯一枢纽。另找人去吧。” 　　 陆家豪抓耳挠腮：“我手上实在派不出人，要不我自己走一趟？” 　　 “当然不行。你是总交通，咱们组织上上下下的人你都认识，万一被捕，危害极大，所以你不能去冒险。” 　　 陆家豪想起一个人，说：“要不，我弟弟陆家俊行吗？他刚大学毕业，年轻脑筋活络，让他跑一趟应该没问题。只是他不是咱们组织的人。” 　　 “陌生面孔更好。”约瑟夫同意，“他敢不敢做？” 　　 “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有啥不敢？再说，他思想左倾，同情共产党，是个有潜力的苗子，我打算啥时候把他发展进来，咱们太缺人手啦。” 　　 昭和11年（1936年）2月25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银装素裹，一片寂静。26日凌晨三点半，寒风怒号，大雪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第一师团野炮兵第7联队军官田中胜率领4辆汽车、11辆摩托车队伍，在东京小岩的自家门口停了下来。 　　 25岁的田中胜中尉与妻子田中久子尚在蜜月期，相处连40天都不到，其中半数日子还因为军务繁忙而经常不在家。田中胜敲开家门，妻子有点吃惊，没想到丈夫这个时候会回家。她想让他进门暖和暖和，可田中执意不进门。他站在雪地里，一身戎装，手枪与军刀齐备，好似要奔赴战场一般。他的身后，一百多名士兵挺立在鹅毛大雪中，肩头一片冰霜，机枪与刺刀闪烁刺眼的寒光。 　　 “我要走了，特意来跟你告别。”田中眼中浮现难得的柔情。 　　 早听说第一师团要开赴满洲，不料竟在半夜动身，久子心里一阵难过。 　　 “别担心，我会追随你的脚步，一起到满洲。” 　　 田中哽咽，妻子不明真相，其实他此番不是动身去满洲，而是要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不方便透露给妻子。 　　 “多买些奶糖吃吧！”田中挤出笑容。 　　 “啥？”久子没听清。 　　 “多买些奶糖吃吧！”田中边说边转身离开。 　　 田中说的“奶糖”，是指如今还在贩卖的森永牛奶糖，口味香甜，价格便宜，深受民众喜爱。但陆军中尉月薪菲薄，支撑日常生活已是艰辛，价格10钱（0.1日元）的奶糖已堪称奢侈品。“多买些奶糖”听来无甚特别，却饱含田中胜对于妻子的疼爱，和对未卜前途的忧虑。 　　 田中久子不顾寒冷，一直跟到大街上，目送车队消失在雪夜中。对于这位刚刚怀孕的妻子，一去不复返的丈夫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剪影和一句贴心的话。 　　 在田中胜与妻子告别的同时，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二二六”政变核心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出发之前，野中四郎大尉给手下士兵训话：“……我等不知是狂是愚，只识一路奔腾始终。”随后，一千多名“蹶起”的军人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向各自的预定方向，发起“二二六兵变”。 　　 其中，栗原安秀陆军中尉穿一身暗红色大氅，率领4个小队，共约300人，带着重机枪7挺，轻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子弹10000多发，于凌晨5时到达首相府。栗原命令士兵上好刺刀，随即冲入院内，与护卫首相府的警察发生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