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要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对外来说，她是我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月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间谍人员的陪同下到瑞士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对于一个逃脱了的，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我在当月的1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月1日，乔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菜昂·史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①，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②。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 　　 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他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也许，我自已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气，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然后是，哪里去？······怎么办？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突然之间，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 　　 “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 　　 “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一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他们在吗？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 　　 “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家人在哪里？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我们决定：苏珊和孩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菜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们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 　　 “你到哪里去呢？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以后怎么办？哪里去？而明天呢？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要把我抓回去。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心谨慎呢？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当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 　　 “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怎样呢？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下腰来问道： 　　 “你也许找不到住的地方吧？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线友谊之光·····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无疑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①“白耗子”是指芭蕾舞的女演员，“灰耗子”是指德国防军行政机关所雇用的妇女，因为她们穿灰色的制服。 　　 ②德裔公民，不生活在帝国领土上。战时，外地德国人同德国公民享有同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