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这一天，威利·伯格到纽伊我被囚的地方来看我，他是常常来的。但是，他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样子十分慌乱，好象刚刚听到什么不寻常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担心的表情，但已经觉得不安。果然，他告诉我的事情吓得我手脚冰凉： 　　 “真不得了！杜瓦尔被捕了！” 　　 在我1月份的报告里，我特别着重要求包利奥尔（杜瓦尔）高飞远走。对他的搜捕一直不断，但是，夏初的时候，我从可靠方面知道，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他怎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呢？我很沮丧。伯格很快就给我说明了：包利奥尔是8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尔雍特被捕的。几天之前，共产党的一个电台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有一个发报员逃脱了并同包利奥尔联系。虽然事情蹊跷，但是包利奥尔居然答应见他，于是······便落入为他布置好的圈套里。 　　 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导之间的联系。在1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面，尽管有勇气而对等候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嘴说出一个名字呢？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儿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他始终如一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务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9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可收拾。9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1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战士载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证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计是对的。 　　 9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月12日晚，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药。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利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现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伯格不会病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11点30分到来。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 　　 “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愈来愈坏······（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 　　 “我们到了，你来吗？”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 　　 “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是个圈套吗？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我不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不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定采取行动。我们对那姊妹两人表示热烈感谢后，离开了她们。 　　 对于潘维茨和他的喽罗来说，1943年9月13日这一天是倒大霉的一天······ 　　 我觉得对别动队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和重新掌握了局面。战斗重新开始了。然而，我怎能忘记等待着我的一切呢？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便发现，乔琪把我藏起来的维西内那个独院并不是个理想的防空洞。在这个相当偏僻的地方，我们这一对肯定会引起注意的。必须尽快搬家。显而易见，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逃犯，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直到这一天，乔琪完全不知道我做什么事，她只知道我参加对纳粹的斗争。她从来不提出问题。但是现在她发觉，由于直接卷入我的行动，她冒着极大的危险。我不仅对她和她的儿子负有责任，而且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负有责任。 　　 斗争在继续。我从来没有想过藏在洞里，等待战争结束。我得尽快找到法共的联络人米歇，同他接上头，以便通知莫斯科我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必须弄清楚我的报告是不是由法共的发报台拍出的，这个电台是不是后来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答案决定着“大赌博”的前途。最后，必须保护我在狱中的朋友，他们有可能因我逃跑而遭殃，这同样也是根本性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以后，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放出来追赶我的鹰犬将会发现我的踪迹······ 　　 “奥托逃跑了！” 　　 伯格比任何时候病得更重，从索赛街回来，带来了这个消息，引起一片惊慌、混乱。潘维茨很快就意识到，他要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正如我所预料，他作出反应，同那些大猎户那样，使用一切手段，毫不吝惜去追捕在逃的野兽。这个家伙在海德利希遇刺后在捷克全境进行镇压，是熟悉这种局面的。片刻之间，巴伊药房大楼便给包围了。数十名顾客被逮捕。潘维茨下令搜索整座建筑物。他以为我会躲在那里，等候搜捕结束。接着，圣拉扎尔车站给封锁了（我猜到了这一着），开出的列车就象用梳子梳过一遍。凡是我在押送下外出时到过的地方（商店，咖啡馆，饭店，理发馆），盖世太保都搜查一番。潘维茨采用撒网捕鱼的办法，认为逮捕百把个人，总可以找到一个能提供有用线索的人。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便拿出最后的一手来：对“红色乐队”的战士实行恐怖政策。 　　 为了把线索搅乱，我想了个办法，就是给潘维茨写信，说我并没有逃跑，但是我被迫藏了起来。在药房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走到我身旁，说出了同情报中心约定的暗号，让我同反间谍组会面。那两个人向我证实说，我马上就要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奉命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接着，我又向潘维茨解释说，“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共同事业”，我认为有必要不违抗这两个人，并跟他们走。他们让我登上一辆汽车，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在离首都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坐上了火车，到瑞士边境去。我又说，我趁我的看守一时不注意，在伯桑松车站投寄了这封信，并且将继续告诉他事情今后的发展。在附言中，我劝潘维茨不要把发生的事情归咎伯格，因为，不管怎样，他即使进了药房，也无补于事。圣杰尔曼那家寄宿学校两姊妹当中的一个答应坐火车到伯桑松车站，投寄这封信。 　　 我采取这个行动，是试图让潘维茨相信我已经远离巴黎，从而放慢搜捕，而特别是如果盖世太保在电台的文件中找不到我的报告，莫斯科情报中心就可以继续进行“大赌博”，我逃跑了也无所谓。 　　 乔琪马上并且以很大的勇气设法同法共取得联系。事实上，我有可能同法共的领导接触，办法是拨某一个电话号码，然后留下口信说：“让先生动了手术，需要药品······” 　　 一收到口信，法共就应该派联络员到所有四个预定的接头地点去，一个在巴黎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面，一个在北面。乔琪打电话后两天，一个少女在西郊的维西内同她见面。乔琪替我向她要身份证，毒药和朱丽叶传递那份报告的消息。第三天，她带回来了我所要的证件，还有一片胶囊氰化毒剂，到了绝路时，我就吞服它。同时，我得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消息：里昂地区的法共电台只用来传送宣传材料到别的地区，盖世太保只缴获了一些传单，一点秘密内容都没有。当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雅克·杜克洛认为我委托朱丽叶交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太重要了，不应用电波发出。这报告是由专门的信使带到伦敦，然后经由外交途径，送到莫斯科去的。因此，我的逃跑显然毫无用处。如果我是在13号而不是在17号知道这些事实，无疑我还会留在纽伊。别动队根本没有可能发现“大赌博”的秘密。 　　 更严重的是：我的逃跑有破坏“大赌博”的危险，而“大赌博”是情报中心十分重视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活着落到盖世太保手里了。放在我口袋里的毒药重新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但是······就在把它放妥的第二天，我差一点点就把它吞下去了。 　　 这天早上，乔琪把外面的门关上，每次她离开这座房子时都是这样做的。百叶窗是整天关上的。我们采取这种起吗的预防措施，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有人长时间地按了两次铃。我是警觉的，准备好逃跑，但是，来访者并没有继续按铃。这是一场虚惊。 　　 这样的玩笑第二天又来了一遍。我们在睡梦中给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了。我急忙穿上衣服，看看我的胶囊药片在不在。我已经跨上窗台，准备在大门打破时，马上跳出去。但是声音停止了。我听见房东向乔琪解释说，已经好几天了，他想让新的房客看看房子，看到门窗都关上，便决定在送奶人送奶的时间，碰碰运气。 　　 由于这双重的意外，我们更急于采取行动了。情况刚刚证明，我们随时都会因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害。到别的地方去成为必须的了。但是从下决心到采取行动，中间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兽性大发的盖世太保猎犬尾随着的人来说，这是难以逾越的。走······走······但到哪里去呢？我们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最后决定请奎里一家人收留我。乔琪的儿子帕特里克便是寄宿在他们家里。他们住在徐雷纳，在一座别墅里。他们的母亲住一个小套间，地点不错，就在附近一个近似花园的住宅区。她要外出几天。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于是，我就不客气了。 　　 这样，我就赶在别动队前头好几天采取了行动。但是尽管我十分小心谨慎也不应抱太大幻想。潘维茨的人肯定设法通过乔琪找到我的踪迹的，他们早晚会从圣杰尔曼追到维西内，从维西内追到徐雷纳。事实上，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便查出了圣杰尔曼的寄宿学校。潘维茨再一次不惜工本，他们逮捕了和监禁乔琪的许多亲友，有比较亲的，也有比较疏的。在布鲁塞尔，她的父母亲和好几个朋友受到惊扰。他们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得知乔琪的儿子寄宿在巴黎附近。有一条消息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他们得悉乔琪曾经在克利希广场的一个舞蹈学校学跳舞，便到了那里，从她的一个女伴丹尼丝那里知道帕特里克在圣杰尔曼。 　　 盖世太保越来越迫近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我在徐雷纳还不到三天，便接到那两姊妹的电话，告诉我来了一个人，说想把什么东西交给温特夫人（乔琪）。从她们的描述里，我认出这是肯特。他成了别动队的褐色军师，在调查的所有紧张关头，我都将发现他。过了三天，又有一帮“好奇的人”来到寄宿学校。他们当中，还有卡茨！ 　　 我逃跑以后，潘维茨马上把全部力量用在卡茨身上。别动队队长梦想通过卡茨就可以追踪到我这里。因此，在伸出爪子之前，这个恶魔试用诡计：他让卡茨打电话给他妻子，约她在巴黎紧急会面。赛西尔明知道她丈夫从1942年12月便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她也知道自己不断受到监视，如果不干的话，就会遭到报复。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电话接了。她在一家咖啡馆里同卡茨会面，发现有个陌生人同他在一起。可以猜到，卡茨只能按潘维茨的指示办事，但是仍然想出办法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赛西尔，他对她说： 　　 “我的朋友们对奥托的命运很担心，他们等候着他马上回去。” 　　 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逮捕、酷刑），并决定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 　　 “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 　　 “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这个模范战士。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吹声就会惊动徐雷纳。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蜜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她带了帕特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错转移。往哪个方向呢？我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眼前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住，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一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了，但是则动队队长并不知道的特里克一内是这样叫我、就象他一向把查里夫人叫做“妈咪安妃”。我一方画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 　　 的命，我也估计到潘维款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扫得器量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造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饮在圣杰尔曼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1年1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着们完全信任，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此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参加了抗数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12年，她致力于拯教我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但是，1943年9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圆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位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