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接触到了东布罗瓦的工人，才明白资本家是怎样的剥削他们。另一方面，犹太人问题从小便缠扰着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找出了真正的答案。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结束种族主义、排犹太主义，让犹太文化发扬光大。我研究过排犹思想的起源和内因：从帝俄的屠杀犹太人到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①。在我看起来，纳粹主义正是排犹太思想在二十世纪的集中表现。我眼见妖兽成形，而为天下的太平担忧。德国的工人党，兄弟阋墙，置公敌于不顾。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旦执政，必然会销兵卸甲，抛下《我的奋斗》，让冲锋队转业为夏令营辅导员。德国资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一律认为，德国的赤祸酿乱，吃一帖恢复秩序的药剂，治疗一番，未尝不是个妙计。 　　 1933年1月30日，各报以头版新闻报道，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总理。我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觉得警钟一声，足以振聋发聩。世界已向野蛮势力敞开了大门，奥国小军曹戴在脸上的民主假面具卸下来了。从此以后，首先是德国，接着是欧洲，将要学会在铁蹄下讨生活。 　　 1933年2月27日，国会大厦有人纵火。起火刚刚几分钟，戈培尔和戈林已经到了现场。第二天深夜，一万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束手就擒。3月5日举行选举。戈林预告说：“今后我的行动，决不斤斤计较五花八门的法制成见。我们不用理睬那种假想的法制。该消灭什么，我就下令消灭什么。如此而已。”就这样，共产党得到的选票，一律作废。当时，恐怖气氛已经弥漫全国，而社、共两党仍然得票一千二百万。其他各党一千万。纳粹得票一千七百万。仅凭希特勒一纸命令，共产党所得议席一律作废。德共总书记台尔曼被捕，跟着便是季米特洛夫被捕。 　　 连锁反应是不可避免的。 　　 3月23日，魏玛宪法寿终正寝。 　　 德国在赤党和褐党之间，首鼠两端，迟疑不决。现在却是褐色泥浆淹没了大地。希特勒为了摧毁德国的工人运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冲锋队向工人冲锋陷阵。1933年5月2日，工会大厦为冲锋队攻占。由总罢工来阻拦希特勒的指望，又成泡影。成千上万工会活动家，也被关到铁丝网后面去，奉陪社、共两党的党员。但是，恐怖统治还缺一条铁臂。1934年4月，盖世太保诞生了。 　　 早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前，我就读了《我的奋斗》。当时很受友好们的打趣。后来，我逐渐发现纳粹的发展过程，早在书中描绘得一清二楚。希特勒在这部书中不断突出两个主题：一个是“粉碎国际犹太帮”，一个是“消灭共产主义”。 　　 我既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自然觉得两档子事都有我的份。1935年1月，颁布了“种族纯洁法”迫害德国犹太人。同时，我觉得纳粹势力虽然暂时限于第三帝国境内，不久终将残害全世界。大祸将临，朕兆不断显现。1935年1月13日，纳粹政府决定实行强迫兵役制。希特勒悍然把凡尔赛条约扔进了字纸篓。同一年，萨尔省居民百分之九十赞成归并于德国。 　　 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不肯正视危机，一味拖延，期待奇迹。他们迁就姑息，妄想舆论责难能使纳粹却步。西方民主国家越是首鼠两端，希特勒便越发步步进逼。1936年3月9日，德军开进莱茵区。西方对此毫无反应。1936年7月初，西班牙内战爆发，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政府标榜不干涉政策，听任德意军队扑灭西班牙革命。然后，在1936年，德意终于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同盟。 　　 世界各国迟疑不决，不肯在蛋壳里便把褐色瘟疫的苗头扑灭，反而姑息养奸，听其蔓延。1937年5月1日，我头一次出差去法国，路过柏林，更叫我如梦方醒。街道上景色，令人看了没法忍受。成千上万戴便帽的工人，成千上万青年人，挥舞着纳粹旗号，高唱希特勒赞歌。我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不知其所以然。德国群众到底发了什么样的集体狂呢？歌声响彻云霄，不久就将响彻欧洲。我呢，已经深信不疑，没有一次剧烈的冲击，不打一场世界大战，纳粹势力是无法遏制的。这一场残酷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前途，我下决心把我的岗位放在第一线。 　　 谁给了我参加战斗的机会呢？是苏军情报组织。组织的领导机关设在红场附近，士纳门斯卡亚街十九号。楼房不大，由于油漆的颜色，大家称之为“巧克力大楼”。这时候，苏联情报机关跟西方的作法不一样，主要依靠各国的共产党人。这种机构成立于内战时期，没有来得及培训真正的特工人员。 　　 任何特务机关搞情报，都想在对象国家就地物色特工人员。苏联当然也不例外。红军自然也掌握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并不把自己当作间谍，而自认为世界革命的先锋战士。一直到1935年，苏联军事情报组织还保持着这种国际主义性质。如果不放在世界革命的范畴里面，那就没法理解这等样人怎能加入这样的队伍。我跟这样的人交道打得多了，可以证明他们是完全无私的。他们绝口不谈钱，不提工资。他们不过是平民百姓，就象在工会里那样效忠心。 　　 红军情报领导人是柏尔青将军，老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两次被判死刑，两次越狱脱身。内战时期，他指挥一个团，指战员都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②。这个团负责警卫列宁和中央政府。那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确实奉行国际主义，否则决不可能把中央警卫交给外国人负责。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在各国拥有自己的耳目。民族各部搜集各种政治经济情报。主要因为长时期内苏联同其他国家没有外交关系。谁都知道，搜集情报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所以，在苏联的处境下，只好成立当地机构来弥补这个缺陷。 　　 苏联情报的第三组成部分是内政部。内政部负责国内治安，就必须搞清苏联境内的外国特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政部的职权日益扩大。国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给了它。接着又负责监视各国白俄的阴谋活动。最后，内政部既管国内，也管国外，跟军事情报展开竞争，并派特务钻进军方情报系统。 　　 革命刚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便变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别是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特工孤菌在蠕动。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翻苏联政府。他跟一些极端分子联系，要跟布尔什维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柏尔青听说他要收罗军官、士兵，加入他的阴谋活动。柏尔青便亲自找他，说自己手下一个团，一心只想投奔他，因为这些人都不满意新政权。全国人民群众都破灭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党的骗。俄国已经大乱临头，非采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后，柏尔青以口问心，对洛卡特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场大难。 　　 洛卡特开头还略存戒心，说来说去便落进了圈套。他俩搞了一个计划，推翻掌权的班子。这样一桩大事，当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单说答应举事士兵的酬劳，就花一大笔钱。柏尔青当即暗示要马上先付一千万卢布。洛卡特如数交清，连眉头也不皱一皱。 　　 他俩随后又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细节。行动将是简单的，但又是彻底的。先包围政府大厦，逮捕政府首脑，连如何处置列宁都规定明确。一位有名有姓的东正教神甫，提供教堂，为共产党的领袖治丧。 　　 柏尔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场所。到了约定的日期，乱党开向政府大厦。红军团队当即截住包围，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国。 　　 这是柏尔青初试身手。后来便负责组织苏联的情报机关。我在1936年12月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导人物。 　　 他为众望所归。为人全不象个机器人式的情报专家。他最重视人的品质。他爱收罗的人才必须是这样的人，他说：“苏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头脑冷静，二是心肠热烈，三是神经坚强如钢铁。”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风相反，决不扔下遭难的部下，决不牺牲一个部下。在他看起来，情报人员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共产党人。 　　 柏尔青跟他派出国外的人员，经常保持个人联系。就这样，他和苏联情报巨头里查德·索尔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比国以后，于1938年，在布鲁塞尔遇见索尔格。他告诉我第一次会见柏尔青的情况。 　　 索尔格是个人才，非常聪明，是德共积极分子，曾写过几部经济著作。他本来在中国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尔青在一个象棋俱乐部和他约会，因为这个俱乐部里常有德国人来往。 　　 索尔格谈道，柏尔青真叫单刀直入。他说： 　　 “你看，当前，苏联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哪怕作这样一个假设：就算苏联会跟日本打起来，以我所见，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纳粹德国。”（谈话时，希特勒上台才几天。） 　　 柏尔青说：“正因为这样才请你来这儿。我们想让你去日本······” 　　 “为什么去日本？” 　　 “因为在东京，德日接近已见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军事准备的消息。” 　　 索尔格开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干什么，便插话说： 　　 “怎么，叫我到日本去搞谍报？我是新闻记者嘛！” 　　 “你说你不愿意当间谍，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些什么想法？你心目中的“间谍”是搜集情报，提供本国政府去利用对方的弱点。可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想知道敌人在怎样准备，发现敌人的 　　 弱点，以免临事措手不及。” 　　 柏尔青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你尽量招徕日本的名流，尽力使日本不至于拖进一场反苏战争。” 　　 “我用什么名字到那儿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尔格十分惊讶。在场的柏尔青的助手们，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惶惑，说道： 　　 “他是德共积极分子，德国警察早有他的档案。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年代，他已经为德共活动。你可以相信，德国警察决不会失掉了他的踪迹。” 　　 柏尔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认为，只有自己的鞋子最衬脚。我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掌握了德国警方的档案，可是，等到他们把索尔格的材料补充整理就绪，莫斯科桥下的河水，已经流过不知多少了。再说，就算盖世太保动作神速，超过咱们的想象，索尔格当共产党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改变主意吗？” 　　 柏尔青又转过身去，对他主管德国的助手说： 　　 “你去设法让《法兰克福》日报，派他当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接着，他又转身对索尔格说： 　　 “你瞧，这不是得心应手了吗？你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当什么奸细了罢？” 　　 柏尔青早就定下这么一条金规玉律：情报员的掩护，并不是只装门面。预料的事居然实现。《法兰克福》日报真派索尔格去日本当记者。日本官方对他的文章估价甚高，最难打进去的部门，也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一一结识了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并且被认为“自己人”。柏林供给驻外使节最机密的消息，都到了索尔格手里。 　　 大战前两三年，盖世太保派代表去东京，监视使馆人员。索尔格很快便跟这个人混熟。后来，柏尔青害怕的事情毕竟发生了。那个盖世太保特派员，收到从柏林寄到的材料，载有索尔格的共产党员经历。 　　 这人对索尔格说：“当年，真有你的！” 　　 索尔格便照柏尔青的说法说： 　　 “不错，年轻时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再开个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国社党。他的把戏玩得那么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觉，德国大使还正式提抗议，说是不该逮捕他的“优秀助手”。 　　 ①德雷弗斯是犹太族法国军官，以间谍嫌疑成冤狱。左拉名著《我控诉》，便是为冤狱平反而写的。 　　 ②当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还都是独立国，1940和1944年才先后归属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