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月1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 　　 “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 　　 “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 　　 “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 　　 “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上校停了一停，答道： 　　 “你明白，毙人不值什么，可是他们有本领，可以使用，所以把他们带来，对他们说：“你们脚底下有巨大的矿藏。除了顿巴斯，卡拉冈达理应成为苏联第二号产煤区。生产由你们领导。反正二者必居其一：搞好了，保全性命。搞不好······”内政部的那家伙接着说，“一判决，他们就来了。他们生活自由。家里人也都来了。” 　　 我们听了这话，奇怪得瞠目结舌。假如十一个工程师的确犯了被控的罪名，那便死有余辜。跟这样的人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有一个当时在场的人指点给我们说： 　　 “这些工程师，说实话，也不见得拥护现政权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负责经管的顿巴斯矿区多灾多难，生产松缓。坑道遭了水淹。当然是自然灾害。也许有人想搞点破坏，也许起了点作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就此大吹大插，形成大狱，向全国人民，为生产落后作辩解。我们呢，我们本来毫不担心，我们确信这些人有能力领导本地区的开采工作。” 　　 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判了死刑，却又把苏联第二号矿区交给他们开发。老富农变成矿工，成批死于伤寒，因为卫生条件太差！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大学生，一下子发现，大学里讲的理论和社会现实，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意料不到的鸿沟。 　　 1930年，发生另一次大党案，名叫“工业党”案件。主犯是拉木青。罪名是勾结法国情报组织，在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罪犯判了死刑。过了五年，他出狱担任莫斯科一所重要科学研究院的院长，而且荣获列宁勋章，在1948年寿终正寝。 　　 这些事情都是我亲眼所见，一件一件开始动摇我美妙的信念。我带着初出茅庐的梦想，来到苏联。年纪轻，热烈信仰共产主义，一心只想为改造世界出一分气力。尽管我也知道-因为我在斗争实践中有些体会-有些热情，直接接触到了现实，是不可避免地会起变化的。 　　 有造化的人，才能事过以后，从容分析，从容对证，直到理解。我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优越的地位，因为高龄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有了正当的发言权，因为我是共产主义战士，从少年时期开始，便把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我们一天一天地跟着局势发展，并不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内在联系。当然，我的革命意识是受到冲击的。但是，我在斗争中投身很深，再没有意思改变自己的抉择，只好归咎人的天生弱点，以及环境的作用。 　　 就在这个时期，我才看到了“列宁遗嘱”①。这是打字机打的，在大学里私下传阅。读了这个文件，我简直如梦方醒。列宁写道：“斯大林非常粗暴。在我们共产党人彼此接触中，这个缺点还可以容忍。可是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这个缺点便没法容忍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考虑，有没有可能撇开斯大林，不让他占据这个岗位。” 　　 相反，列宁却强调了托洛斯基的一些卓越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苏联政权保存了列宁的遗体和著作，但至少在这一点上，有点不忠实。托洛斯基贬斥流放，而斯大林却掌握了政权。 　　 我越想越狐疑、激动，只好细读党史，重读后几年的苏联报纸，想搞清楚一些问题。我当时发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从1929年开始的。那一年，他正五十岁。 　　 就在那一年，报纸上才出现“天才”呀，“伟大领袖”呀，“列宁的继承人”呀，“一贯正确的导师”呀，等等头衔。无限度地引用这些头衔，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是原来反对派的头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科夫，都争先恐后地歌颂斯大林，想他忘掉他们曾经胆敢反对过他。1929年，党内已经没有派别。反对派已经失败，头头们重新占了负责岗位。布哈林当了《消息报》总编辑拉狄克当了《真理报》的主要编辑和斯大林的外事顾问。 　　 列宁生前，党内的政治生活一向活跃。开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会议，党员很坦率，想什么说什么。民主交锋，往往相当激烈，却给党以活力和团结。自从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机器，连老布尔什维克也不敢反对上面的决定，连议论也不敢议论。有人心怀惨痛，金人缄口。有人则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更严重的是，好些党员，心里并不赞成，却公开拥护斯大林的立场。这种极为可悲的两面派作风，加速了党内“士气的丧失”。 　　 党员不得不作出抉择：自己的责任呢？甚至是自己的安危呢？还是革命的品德？二者不可得兼。许多人闭口无言，打躬作揖，明哲保身。对时事发表意见，成了英雄壮举。只有对心腹知己才敢讲心里话，还不一定！对旁人，只有背诵《真理报》上的官样文章，照本宣科。 　　 从1930年起，党的领导班子里面，已经只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永远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主张。尽管有些问题，本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应该征求不同的意见，大家也是噤若寒蝉。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几位老同志，不愿意瞧着列宁的党蜕化为教门，居然鼓起勇气 　　 表示不同意，比如罗米那泽，卢那查尔斯基······ 　　 罗米那泽在1935年自杀。他跟尔卓尼基泽一样，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后者是在1937年自杀的，因为内政部特工搜查了他的办公室。他打电话给斯大林提出抗议，斯大林咆哮说： 　　 “他们有权这么办！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办！在你家跟在别人家一样！” 　　 直到1930年，卢那查尔斯基老为被判罪的知识分子开脱。在军队里，雅季尔将军，于1929年，曾毫不犹豫地开脱一批军官，因为他们无辜遭到内政部逮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一下警察机器，这是可能的。我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 　　 1934年11月，有一天，我的妻子被传到内政部去作证。第二天，轮到我去。主持审讯的一位上校告诉我说，我们在巴勒斯坦认识的卡涅夫斯基被捕了。他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勇敢、忠诚，哪儿艰苦便上哪。英国人囚了他几趟。他在牢狱里表现得很坚强。1930年，他被押上一条俄国船。 　　 上校对我们说：“卡涅夫斯基有私通英国情报组织的嫌疑。” 　　 我回答说：“请你听我说，咱们不宜低估对手。当然罗，英国特工想招罗特务，但若招个象卡涅夫斯基那样的人，那非丢脸不可，因为这人根本不是搞特工的料。” 　　 上校说：“但是，我曾要求两位巴共前领导作证。一位不认识卡涅夫斯基。另外一位则称什么都有可能。” 　　 过了几个月，我们两口子接到通知，说有人来大学前厅找我们。我们下楼一瞧，原来就是卡涅夫斯基。他满眼含泪，来向我们道谢。他刚出狱，说是所有的证人，都对他落井下石。多亏我们俩的证词，救了他的性命。可叹，我们那样的证词，在随后的年月里，完全不再可能了。 　　 1937年，我听说我的朋友斯特罗姆被捕。他本来在塔斯社工作。我以为这是出于误会，便申请为他作证。要一层层见到领导审讯的一位上校，真比登天还难。我不得不去找一位军事情报的政工负责人，出面过问。这人以为我发了疯，竟然想去为一个犯人作辩护。这简直是无知。 　　 那位审案子的上校，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对我很客气，请我喝咖啡，抽香烟，最后才说： 　　 “同志，你来为斯特罗姆的案子作证吗？” 　　 “完全对。” 　　 “那末，我听你说。” 　　 “我只不过是来说，斯特罗姆是无辜的。” 　　 上校手里的笔掉下来，笑容变成冷笑，满脸狐疑，象块木板。 　　 “你来就是为了谈这个吗？” 　　 “不错，就是为了谈这个。我从小认识斯特罗姆。我知道他不是敌人，当然应该来说明这一点。” 　　 上校瞧了我好一会儿，对我说： 　　 “直率地讲，十月革命发生了危机。只要逮捕一百人，其中有一个敌人，就有理由逮捕其余九十九个。这是拯救革命的代价。” 　　 他用一句话，概括了该政权采取镇压政策的逻辑。 　　 我回答说：“我瞧不出来，十月革命发生了什么危机。我很吃惊，贵部成立已经二十年，竟然还不会分清敌友。” 　　 ①“列宁遗嘱”是列宁逝世以前写的几篇文章。其真实性，一直要等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才能加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