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 　　 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他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 　　 “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 　　 “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楼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多。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 　　 “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 　　 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坦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 　　 “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做党的工作。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