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我当初提议同共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都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红色乐队”并未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斯公司被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月到了巴黎，扮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1943年7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人员被捕（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是肯特等人的被捕）。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引以为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政府总理卡巴勒罗。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面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因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夭夭。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诉我说，我的“副官”（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边的这个“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意图不起疑心。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语，自由地讨论问题。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红色乐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 　　 “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 　　 “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 　　 “他妈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 　　 “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荒唐地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