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咖啡馆，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啡馆和饭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间谍人员。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些假证件（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一些钱，我回到组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色乐队”。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月23日的回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就必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了解情况，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必须同样地了解情况。 　　 今天证实，希姆莱设法同西方单独媾和，同别动队试图开展“大赌博”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12月，兰贝恩律师得到希姆莱同意，在苏黎世和斯德哥尔摩同盟国接触。 　　 1943年8月-确切地说是23日-希姆莱在柏林内政部秘密会晤抵抗分子波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莱建议牺牲希特勒，这是单独媾和的必要条件。以忠实出名的希姆莱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波皮茨看来，这就意味着希姆莱接受了这个方案。兰贝恩马上到瑞士去，向他的盟国联系人报告好消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巧合。就是在1943年8月，别动队的新头头潘维茨又设法把“大赌博”重新搬了出来。 　　 希姆莱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的确，第二战线一再拖延。所以认为英美迟迟不动会影响同俄国人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论出联盟破裂，就太过分了！随着战争发展，德国军队胜利的希望愈来愈小。德国国防军的一大部分将领，从斯大林格勒一仗的败北，得到了特别教训，觉得纳粹德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单独媾和，这就象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漂来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点用处也没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莱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相信可以单独议和，直到末了一刹那，还把愿望当做现实，竟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迷惑莫斯科。 　　 情报中心接到我的报告后采取什么战术呢？ 　　 首先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招降活动。 　　 从情报中心拍来的电报，总是发给各个组长的。我利用这一点锐服杰林不要审判卡茨，格罗斯沃格尔和其他人。我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对杰林说： 　　 “请看，莫斯科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们联系，如果你审判他们并因而判处他们，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这个看法。 　　 情报中心彻底利用“大赌博”，不断索取更多的军事情报。从1943年2月开始，德国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一个正常工作的情报网，哪怕是最强大的，也难以收集到这样的情报。最后，情报中心还得以阻止德国渗透到还没有破获的情报网去。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莫斯科索取军事情报，但是谁来决定给哪些情报，还是不给哪些情报呢？首先要得到柏林的“大赌博”负责人，盖世太保-缪勒和马丁·包尔曼的同意，然后别动队还要通过巴黎的德国军事情报部领导机构，把要求提到德国国防军的西线参谋部。每一次都由冯·伦斯德特元帅本人开放绿灯，传递材料。他对希姆莱和盖世太保的态度，说得最轻，是并非充满友谊的。另方面，无论他也好，德国军事情报部也好，都不知道“大赌博”目的何在。因此，他曾经促请柏林注意所索取的情报是高度机密的。 　　 冯·伦斯德特感到惊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柏林的头头们，是知道内幕的。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所提供的情报只同西线有关。然而，情报中心提出了对红军关系愈来愈重大的问题。 　　 德军情报部在柏林的档案库里有一些文件很能说明送给苏联情报中心的材料是些什么东西，更能说明情报中心的目的何在。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尽量收集军事情报。 　　 这里有几个例子： 　　 1943年2月20日致奥托电： 　　 “要求厂家提供军队和武器从法国运往我线的情报。” 　　 第二天，又拍来续电： 　　 “德军哪些师团留作后备？驻在何处？这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 　　 3月9日，情报中心询问巴黎和里昂驻扎了哪些部队，师团的番号，武器的类型。 　　 这类问题，使到别动队十分为难，既不能不答复，用假情报来答复又十分危险。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就可以看清莫斯科并不那么在乎得到这些情报，而是想对证一下所掌握的情报而已。下一封电文可以完全证实这一点。 　　 “在夏隆·塞。马尼和安古莱姆驻扎的是哪几个师？根据我方情报，在夏隆的是第九步兵师，在安古莱姆的是第十坦克师，希查对。” 　　 别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4月2日作出确实答复： 　　 “在安古莱姆的党卫军新师团没有番号，士兵穿灰色制服，带黑肩章和党卫军徽号。” 　　 4月4日续电对该师武器提供了详细情况。 　　 差不多每一天，情报中心都拍来十分明确的电报，别动队必须同样确切地加以答复。这就是单独媾和的缔造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驻扎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同样有电报往来，查问指挥各个部队的军官姓名，英国空军轰炸的结果等。 　　 冯·伦斯德特对于这些愈来愈精确的情报来来往往，愈来愈怀疑，愈来愈不满。1943年5月30日的电报终于使他忍无可忍。于是在德国国防军和特务机关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情报中心要求说：“奥托，同厂家联系，查清占领军是否准备使用毒气，现在是否正在搬运这种器材？机场是否存放着毒气弹？存放在哪里，有多少？炸弹的口径多大？用的是哪一种毒气？毒性如何？是否对这种新式武器进行了试验？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军用的新毒品，名叫盖赫尔的？你应该动用在法国的所有人员，进行这工作······” 　　 这一次太过分了，国防军司令部大大骚动起来。这些先生们在他们之间议论纷纷，并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复这些问题······”显然，别动队并不以为然。杰林获悉在柏林破译的一些电报，是我在被捕前发出的，其中已经涉及到毒气的情报，凯瑟·沃克内，而特别是马克西莫维奇，通过索凯尔组织的领导机构，十分了解德国化学工业的新发现。 　　 在德国首都，别动队指挥部认为应该答复这些电报，即使部分地答复也好。至于国防军参谋部方面，则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吵大嚷表示不同意。从德国档案局得来的两份文件证实了这场冲突。 　　 1943年6月20日，首先德军情报部总部通知柏林说：“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情报局长提出的问题过于精确。”德军情报部指挥部接着说，“军事最高司令部不再能给予确切答复，例如对莫斯科提出的问题，有关师团的番号，指挥官的姓名等等。”并结论说：“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不再能提供这类答复，否则必然引起可怕的安全问题······” 　　 冯·伦斯德特本人又说：“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继续这场赌博······” 　　 可见，德军最高司令部明确无误地把火力对准“大赌博”，过去，从来不曾这样兴师动众过。更厉害的是6月25日的爆炸性声明，说：“国防军司令部认为不能再提供材料，因为可以绝对肯定，敌人在莫斯科已识破了这场“赌博”。 　　 特别是德军情报部的头子卡纳里斯是这么想的。他怀着敌意，观察盖世太保-缪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活动。事实上，不论德军情报部还是德国反间谍头子席伦堡，还是伦斯德特都不知道“大赌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担心和怀疑了。有人同他们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总要给他们解释解释吧，但只说“大赌博”可以提供方便，破获苏联在被占领国家的情报网。可是，对于国防军参谋部来说，这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不能因此就奉送重要和精确的军事秘密。别动队没有理由同他们那样，对索取重要精确情报，大惊小怪，因为它知道，“红色乐队”给莫斯科提供的情报，一向具有重大军事价值。 　　 别动队的论点最后占了上风。军人被迫象以前那样答复向他们提出的那些精确问题。7月19日，柏林发出了这方面的正式命令①。 　　 情报中心想了解各种各样问题，超出了军事部门本身的范围。例如，有些拍来的电报提出了弗拉索夫军团的问题。 　　 弗拉索夫是红军的一个年青有为的将领，同他的师团一起成了俘虏。他很清楚俘虏回到苏联会遇到什么命运。这种前景促使他直截了当地投到德国阵营去。德国国防军头头向他建议建立一支俄国人的军团，同他们并肩作战。这支部队由一些士气涣散的军官率领，他们只要能够离开俘虏营，什么都肯干。 　　 一个专门的宣传机关负责做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的工作。但饥饿比政治欺骗更有说服力：苏联士兵当了俘虏，有的是遭到他们的上级抛弃了，有的是给他们的上级出卖了。他们身体虚弱，为了勉强活下去，宁愿穿上德军制服。就这样，“俄罗斯解放军”诞生了。 　　 这支军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物质上的补偿并不能代替为正义事业和保卫祖国而战斗的信念。德国国防军的头头知道弗拉索夫这支军队没有战斗力，所以主要把它用于西线，从事镇压活动。1943年夏天，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当然很需要了解弗拉索夫军队的真实情况，部队的数目和总人数，部署的地方，军官的姓名和装备的种类，使用情况及其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传等等。情报中心要求提供最广泛的材料，并且，为了掌握最详尽的细节，要求核对已经知道的情况。柏林方面，毫无难色，满足了这些愿望。德国国防军参谋部一反常态，也不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对弗拉索夫士兵的战斗力，不存任何幻想。 　　 1943年4月，别动队收到情报中心的一份长电，收件人是奥托。电文十分精确地报道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的情况。杰林十分惊异，问我为什么莫斯科觉得有必要把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 　　 “情报中心时不时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使我对某个战场的军事形势，有个确切的概念。” 　　 “真遗憾，”杰林回答我说，“但是我从肯特那里知道，这是头一次给你拍发这类电报。······” 　　 我得找个对付的办法，把球打回他那边去。我说： 　　 “有些事情，超过一定限度，就肯定不会让肯特知道了。” 　　 事后，我才知道这份电报的意义和目的。那就是，情报中心想在柏林方面造成思想混乱，对斯大林格勒的损失，提出一些数字，大大超过在帝国首都所流传的。事实上，德军参谋部发给当权派的报告，缩小了真正的损失。于是，多亏了情报中心，希姆莱在希特勒面前，表了一大功，因为给他说明了德国国防军遭受巨大损失的确实情况。 　　 别动队认定得到了情报中心的信任，便开始了一场宣传战，以便在反纳粹联盟内部，制造混乱，迷惑对方，尽管破绽不少。但是，从中可以看清单独媾和派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多么妙。有一系列电报是用我的名义发出的。据说是以戈培尔在德国人民中间进行的广泛调查为根据，谈到了德意志帝国舆论有一股强烈的反苏潮流。这些电报透露说：德国大部分人相信最后胜利，但是，如果要议和的话，所有受到询问的人都赞成同西方单独媾和。 　　 还有一些电报发到情报中心去，谈到英、美士兵和军官的情绪。他们借我的口说，“红色乐队”的人曾经有可能接触到巴黎区上空击落的英国飞行员，现正在克利希医院治伤。他们说，够了，不要再为苏联送命了。用不着说，这些飞行员都完全赞成同德国讲和。 　　 杰林把这些电报交给我的时候，我简直忍不住笑。情报中心收到这些“绝密文件”，一定会哄堂大笑。确实只有十分浅薄的人才会有那么一秒钟，想到这样的蠢话会影响苏联的士气。情报中心很清楚戈培尔所进行的民意测验到底有什么价值，因为他的专长就是强奸民意，难道在纳粹德国，还有什么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吗？ 　　 杰林给我“面子”，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告诉他我完全同意电报的内容，甚至装出十分认真的样子，加油添醋说，这样的情报会让“莫斯科好好想想的······”他很得意，并继接走这条路，也就是在盟国中制造纠纷。他又草拟另一份电报，企图让人相信英国人把冲锋枪卖给德国人。杰林所摆出的证据就是以下事实：在卡莱，德国宪兵装备着从英国来的冲锋枪，他明确说这些枪是德国人从中立国家买来的，英国人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在苏联战线上使用这些武器。 　　 这条情报是经不起审查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英国人同意这种做法，这些冲锋枪很有可能是交战的时候落在德国人手里的。这种神话特别可笑，因为这个时候，盟军把大量武器运往苏联。 　　 就在这个时候，杰林想利用“红色乐队”打入苏联在瑞士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是在战争初期建立的，领导人阿历山大·拉多，青年时代便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参加匈牙利贝拉。库恩的起义。另方面，拉多又是个科学家，著名的地理学家，会讲好几种外语。这个情报网的全部力量都是针对纳粹德国的。原则上，“红色乐队”同这个组织不应有任何接触。但是1940年，情报中心委派肯特去瑞士训练拉多掌握无线电发报技术并把密码本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1940年，情报中心有别的办法，用不着派出一个在占领区工作的情报网负责人。两年后，肯特被捕了，并给招降过去。他出卖了关于拉多的情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他知道拉多的地址，密码和发报的波长。 　　 拉多所发的电报从三个电台拍出，这些电台叫做“三红”。电报全部给德国人截获。虽然有肯特合作，他们要译出这些电报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便决定派人到当地去。 　　 瑞士的中立地位对德国的特务机关来说，是个问题。杰林便想到利用弗朗茨·施奈德。因为他是瑞士公民，同妻子杰曼妮一起，名列于在比利时被捕的艾弗雷莫夫小组人员中。他同拉多几个极为重要的人员有联系。亏了肯特，杰林很了解瑞士小组的组织。但是，连续三次渗透尝试都失败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个特务，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确认识拉多。拉莫见到了拉多，自荐参加工作，并吹嘘他在法国抗敌运动和肯特的组里有许许多多关系。拉多嗅到了是个圈套，便终止了会晤。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是派一个德国女特务去瑞士，冒名为维拉。阿克尔曼，她是“红色乐队”法国小组的一个密码员。其实，在索科尔被捕后，我就把她调开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马赛肯特那里去，接着，由于有被捕的危险，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杰林从肯特那里得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他计划把她逮捕，然后隔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认为那个德国女特务，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情报网。只需告诉情报中心说，由于安全起见，把她派到瑞士去了，这就行了。从表面看，这个计划很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再一次对付这种打击。我告诉杰林说： 　　 “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林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月1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①另方面，雷塞自称，从这个时候，莫斯科方面就中止了“大赌博”，因为情报中心已经搞出了一套对付德国的战略；他的柏林上司却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