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紧锣密鼓地对付杰林，但并没有忘记，我们还有几位同志没有落网。他们也要加紧对付别动队的进逼。我担心的主要是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其实，我并没有理由特别为他们担心。他们既然这一次没有落网，想必已经有了隐身之地。对卡茨来说，更不用操心。卡茨本来就在安东尼郊区有一处很可靠的藏身之地。再说，我们早就商妥，他得离开巴黎，前去马赛静候几个月。 　　 谁知杰林的助手伯格来向我报了噩耗： 　　 “你知道么？你们那位卡茨被捕了。” 　　 “是吗？什么时候呀？” 　　 “约莫有三个星期了。” 　　 原来卡茨也落了网。我到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卡茨也过不了关。可是为他采取的安全措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了。 　　 卡茨眼见我被捕，心里没了准星，便用几天时间，准备开路。正好他的妻子塞茜尔在11月19日生了孩子。他要把母子安排妥帖才能动身。他的大儿子让·克劳德已经送去比叶隆堡他姐姐家。 　　 我在1973年离开波兰以后，才由塞茜尔口里获悉，1942年11月28日，她丈夫和格罗斯沃格尔一道到妇产医院去看她。他们俩都已经知道我被捕，愁得不知怎么好。12月1日，卡茨又到医院去看她，准备第二天把她母子二人带走。可是再没有什么第二天了。就在当天，卡茨在巴黎逗留过晚，碰上了宵禁，又不愿意冒险回安东尼，他便到一位女友艾尔里希家里去借宿。艾尔里希的丈夫是犹太人，当小学教员，从前在西班牙参加过国际纵队。 　　 自从战争一开始，他家便成了通信联络站。雷希曼就是在那儿跟卡茨碰头的。那还是1942年年初。雷希曼被捕，做了招供，盖世太保便把这所房子监视起来。其实，我早就下令不再利用这个去处，而卡茨却不管这些，心想几个小时出不了事，明天一早就走。盖世太保的监守人员通知了巴黎别动队队长雷塞，派人逮捕了卡茨和艾尔里希。我跟杰林说，艾尔里希并没有参加“红色乐队”。我们的活动，她全不接头。可是，她后来还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并且死在集中营里。 　　 最后轮到格罗斯沃格尔，他也给别动队逮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他，靠的是极端无耻的讹诈手段。 　　 天下也真有凑巧的事情：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雅纳。贝桑也在生孩子。我在牢里，自然不了解这个情况，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却是关系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在那时候并不怎样担心，反正一切都已经准备好，让他暂时去瑞士。贝桑不知道情况如此之严重，不肯加紧隐蔽。结果，别动队于11月26日在比京郊区一所公寓里找到了她。他们便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她写信约会她的丈夫。如果她不肯写信，便要当她的面把孩子掐死。她丈夫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但是按捺不住最后作别的热望，仍然如期赴约，于12月16日自投罗网。 　　 事前四天，伯格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对我说： 　　 “今天，我们要去逮捕罗宾逊啦。” 　　 伯格说话，一向比较随便，他居然把别动队的行动计划都告诉了我。这种半真不假的好感，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伯格说： 　　 “我们发现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并且决定在他赴约的时候逮住他。雷塞为此组织了一次毫不含糊的军事行动。几十名别动队员分布包围现场，各人手里都有犯人的照片，按图索骥，万无一失。我可以预先告诉你，雷塞打算叫你一道去，想看看你的反应。但是他不能让你出面。你一出面，“大赌博”不就全垮了？你若是不肯去，他就可以逢人便讲，你不肯合作。”我当即回答他说： 　　 “好吧，如果没有理解错，雷塞也想摸摸我的底，给我设了个圈套······” 　　 “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好了。” 　　 行呀！反正我已经心中有数。中午时分，我被带到雷塞那儿。他又把伯格的话说了一遍。 　　 他说：“奥托，我们今天去逮捕罗宾逊。” 　　 老是这么一套，反正功劳都归自己，同伙没份儿。 　　 “你搞错啦，雷塞，这个人只会令人讨厌，他什么也不知道。” 　　 雷塞并不相信我的话，只说： 　　 “也有可能。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他到底有没有用场，还是让我们自己去掂分量吧。反正你得陪我们走一趟。 　　 “悉听尊便。” 　　 我把话说得那么样轻巧随便，雷塞一下子诧异得好象钉在椅子上一动也动不了。 　　 不管怎样，伯格的确不曾骗我。 　　 我乘车前往现场，途中心里盘算自己该采取什么态度。结论是，唯一有助于同志的办法，不外是设法让他发现我在场。事情是这样，假如德国人把我上了手铐，在现场露面，那就是说“大赌博”已经寿终正寝。因为，负责格罗斯沃格尔安全的小组组员，必然会看见我，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已经被捕。可是，我的车离现场二百来米就停下了。我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同志被捕。 　　 自从8月里，施奈德在比国被捕，盖世太保便发现了罗宾逊的踪迹。他的前妻是柏林小组成员，和她已经参军的儿子一起被捕。为什么当时盖世太保却没有立刻动手呢？理由是，他们以为格罗斯沃格尔还指挥着第三国际的一个重要组织。在这个组织里面还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第三国际从前的组织部书记德劳茨，一位是德共前领导人明曾堡①。 　　 这个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全是缪勒他们脑袋里的空中楼阁，全是他们活见鬼。那时节，德劳茨已经开除出党，明曾堡则在1937年也已经由德共开除出党，同时也开除出了第三国际。1940年，达拉第政府把他关进了古尔斯地方的外侨集中营。就是在那儿，贝利亚手下的两个特务，奉命在集中营里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两个特务劝他一道越狱。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他答应了。结果，离集中营二百来米，人们发现他吊死后的尸首。 　　 德国人的意图是要抓住这个幽灵组织的全班人马。因此，他们才监视罗宾逊，暂时不动他。这样才好搞一次大场面的审讯案，由格罗斯沃格尔担任主角。目的是，让“新欧洲”各国人民耳闻目睹，“国际布尔什维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盖世太保在11月找到罗宾逊的踪迹以后，没有再从他身上找出任何线索，于是决定加以逮捕。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1月21日，在西梅克斯公司破获以后两天。我把本组情况告诉了他，彼此约定中断一切联系。就在这一次约会上，他已经知道施奈德被捕，表示十分担忧。他还不知道，他在帕西的隐蔽所，已经在盖世太保监视之下。 　　 至于马克西莫维奇呢，他也早已被发觉了。他和霍夫曼·晓尔茨小姐订婚的时候，盖世太保照例到警察厅去查外侨的档案。晓尔茨小姐乃是奥托·阿贝茨的秘书。等到我们知道这件事，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本来想托我们在警察厅里的联系人，把有关的档案藏起来，可是盖世太保已经先下手。他们得知马克西莫维奇一向同情苏联，当即撤销了他进出马哲斯蒂克大旅馆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他的嫌疑已经不轻，接着沃克博士又在柏林译出了一批密电。密电的来源一望可知，于是嫌疑成了确证。他的未婚妻到德国探亲回来，告诉我们德国城市遭受破坏的情况。我们把消息报告了莫斯科。盖世太保把材料对证一下，发现来源在晓尔茨小姐。 　　 从10月起，马克西莫维奇已经受人跟踪。别动队队员毫不躲躲闪闪，他们径直去到比叶隆宫堡，一五一十告诉安娜，说是已经收集到一切证据，证明她自己和她的兄弟参加了一个间谍组织，反对第三帝国。他们对安娜说： 　　 “你可以帮我们一把忙，只消你帮我们约你的领导会见一位德国人，也不妨约在非占领区，我们可以完全保证你不受连累，因为这件事政治意义很大。” 　　 安娜马上把杰林的话通知了我。我当时自然只能够把这件事当做一桩普通的绑票手段。其实，那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在想为“大赌博”打基础，争取我和他们“合作”。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马克西莫维奇的处境岌岌可危。我劝他让我设法把他隐蔽起来。 　　 他说：“我不能这么办。我上有老母，还有一个妹妹。我一走，她们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报复手段没有？” 　　 他接着说：“我若被捕，宁可自杀。” 　　 “不行。这些王八蛋，一定要多杀几个才好。” 　　 他全然不改习惯，照旧“工作”。12月12日终于在他未婚妻的办公室里被捕。 　　 凯丝。佛尔克纳也由于密电被译出而暴露了身份。她知道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就在12月回德探亲。三十年后，她的叔父告诉我说，她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她的伴侣波齐亚尔多让盖世太保抓去受尽非刑拷打。她于1月初回到法国。不出所料，她也遭到逮捕。 　　 斯普林格的结局和布劳索莱德一样。 　　 他在1941年12月撤退到里昂，我在上文已经讲过，他继续积极活动。他跟比国的一位前任部长巴尔达萨尔，还跟一位美国领事有交情，可以弄到一些消息。这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他手拿武器和盖世太保战斗，最后英勇牺牲。 　　 我在4月里碰见他，劝他小心一些。他说什么也不干，只问我要密码。我只好给了他。 　　 我问他：“发报机呢？” 　　 “我什么都有，美国人给了我一个小宝贝。” 　　 10月里，我们知道占领南方已经是几个星期里的问题，我回到里昂，再一次叮嘱斯普林格多加小心。他却发起火米说： 　　 “我知道我跟茀萝拉（他的妻子）可以一道到美国去，可是我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去。战士在前线，能说有危险便退却吗？我们跟战士有什么两样？我呀，我是第一线的战士，我要工作到最后一天。如果他们来了，我有办法招待他们。” 　　 他把发报机安置在一个小村子里，离里昂十七公里。附近有高压电线，他在上面接了根线。他又说： 　　 “他们要来，我把什么都炸光。”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 　　 一天晚上，他回里昂家里。他在事前早和他妻子约好，在窗子上做下暗号。他一瞧就知道能不能上楼。天黑了，灯全灭了，按说他该特别小心，而他却手握短枪，直奔楼上。楼上有盖世太保等他吗？管他妈的，有风险自己担当。一开门，特务们坐的站的满满一屋子。他就往人堆里开火，打伤两个。一手掏出随身老带着的药丸······可是没来得及吞下去。 　　 他先关在里昂，第二天送往弗雷纳监狱，上了四天毒刑。圣诞节那一天，他怕顶不住非刑，便从五楼过道跳了下去。 　　 斯普林格的堂妹叫伊凤，还有她的弟弟是在战后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事情记载在雷米上校写的一本书里，书名叫《勇怯集》。书中卷二第二十七页写道：“圣诞这一天竟以自杀开场。走到了绝路的人，在最高一层楼的过道里，跨出栏杆。许多监犯都听见叭嗒一声身躯落地······”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只有一点，斯普林格自杀，并非走到了绝路，雨是为了决不在毒刑之下招供。我对他有足够的认识，知道他的勇气。他拿枪对付盖世太保，往人堆里开了火，服毒又没有成功，最后在狱中跳楼自杀，完全等于模范战士战斗到底。他的遗体后来被发掘出来，重新归葬。比国政府在他身后颁发了勋章，表彰他的功勋。 　　 盖世太保在里昂的头目，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巴尔比。他逮捕了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和我的老朋友希雷伯。两个人都不是“红色乐队”的成员。约瑟夫曾经要求参加工作，但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愿意一家两兄弟都搞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再加他们一家人都和我有渊源。 　　 跟好多地下斗争中的战友一样，我也是在巴勒斯坦认识希雷伯的。他是热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不是驯服工具。他不怕提批评，叫理论家不痛快。所以他老愿报名到西班牙去打仗，竟然没有得到批准，理由是他路线跟得不紧。 　　 我在1940年夏天一到巴黎，便想找他。象希雷伯那样积极和坚决的人，决不会半途而废。我从他妻子那里得知，他在1939年办了一家收买旧汽车的铺子，一旦打起仗来，可资掩护。莫斯科情报中心对他感兴趣，派给他一位青年军官，名字很古怪，叫做弗利茨。表面上，弗利茨算是经理。 　　 遗憾的是，情报中心派来的一些代表，本来已经够戗，弗利茨和他们比起来越发差劲。1939年秋天有一天，两名警探到车库去进行例行的检查，大概警署已经有希雷伯的档案材料。咱们这位苏联特务军官正在后面一间屋子里，一听见便跳窗逃走，而且动作十分“高明”，一逃就逃到苏联大使馆，报告他差一点被警察抓去。 　　 大使馆里和弗利茨联系的人也是一位情报“高手”，其“高明”程度与弗利茨不相上下。他觉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把希雷伯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抄在本本上。法国警察便把希雷伯当作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一样监视起来，并且随便找个借口，把希雷伯抓走，再把车库搜查一遍。 　　 这种客串式的胡闹自然会引起合乎逻辑的后果。德苏条约一签字，法国警察便把希雷伯抓起来，送进维尔内集中营。德军开到以后，希雷伯还在集中营里。我决定帮助他越狱，并把我的计划告诉苏联驻维希大使馆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他说宁可走合法途径。他本来已经有一张苏联被捕公民的名单，打算交给德方，要求予以释放。再把希雷伯的名字添进去，十分轻而易举。果然，希雷伯获得了释放。可是，德国一向苏联开战，希雷伯还在马赛。老婆孩子已经在莫斯科定居，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去，只好转入地下。这一次被捕时被击毙。 　　 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则在流放后失踪。我之所以把他们两人的遭遇连在一起讲，那是因为我认为告发他们的人乃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舒马赫，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特工用来到对方去卧底，做内线的人物。我有种种理由相信他是盖世太保雇用的眼线，钻进了“红色乐队”。温策尔被捕时的住宅是他租的。大家出了事，就他没事。比国小组破坏以后，他来到巴黎，住在拉劳希家。拉劳希是负责我跟罗宾逊两人之间联络的。1942年11月，他不管我的严格禁令，自作主张到里昂去找斯普林格（斯普林格英勇就义的情况，我在上文已经讲过），同时也找了施奈德。12月，他找拉劳希，叫她约会罗宾逊。上文也已经叙述过德国人怎样兴师动众逮捕罗宾逊的。拉劳希迟疑一下，还是答应替他联系。结果是拉劳希从此一去不返。 　　 拉劳希是“红色乐队”的队员，爱上了一个杰林手下的眼线······姑娘长的很漂亮，性格温柔，身后留下一些美妙的诗篇②。 　　 ①德国某周刊曾于1968年刊登过一批文章，记载“红色乐队”成立的经过。 　　 ②她的诗集由“现实出版社”于1946年出版。沙尔·维德拉克在序文中说：1941年夏天，拉劳希开始送她的诗篇来给我看，请我提意见，并且给她一些指点。1942年年底，她把一个大封袋，装了她的全部诗篇，交给我的门房，托他交给我保存。她的用意不问可知。果然，她走后便失踪了。 　　 1939年春天她写了下面一首诗，大概那时候，她已经预见到自己的下场。 　　 她写道： 　　 我呀，我也想 　　 把我的芬芳 　　 留在大地之上 　　 让世上的人 　　 我的弟兄们 　　 记得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