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25日，当夜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杰林必须解决我的拘留问题：关在哪里？怎样关法？ 　　 关在哪里？怎样关法？杰林大概是这样考虑问题：关押的地方必须十分偏僻，不至于让我被捕的秘密传出去。另外还要具备一切条件，使我不能越狱，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后这一点，在对付“红色乐队”这样的条件下，有其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方面，别动队吃了几次惨重的败仗，始终没能把在监狱的“乐队”队员全都封锁起来。因为，不能忘记，德占区监狱的看守人员总有些是战前留下来的旧人，总有人向抗敌组织通风报信，传递消息，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抗敌组织。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比京圣吉尔监狱的看守怎样把我们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我们。 　　 在法国的“乐队”被捕人员，集中关在弗雷纳监狱的一个特监里，若有转移，都得把脸罩上，在监狱里绝对禁止走动，监狱管理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甚至其他德国机关也不知道。别动队员各人负责专门看守一个或几个犯人，不准过问别人的事。自从我被捕以后，防范措施越发严密。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别动队在10月初来到巴黎便在索赛街安营扎寨。这地方在战前是法国政府保安局，别动队占用了整个四层楼。11月26日，我搬到一楼，原来保安局财务科的办公室。杰林想在这个地方把我隔离起来，给我这个“特犯”布置了两大间屋子作为牢房。头一间用钢丝网隔成两间，网上开一个门。半间里放一张桌子，两张椅子，让两个党卫军下级军官在里面白天黑夜看守着我。另外半间是给我的：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张床。朝向花园的窗户也蒙上铁格子。进口的门安上钢板。 　　 过了两三天，柏林方面订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员的职责。真是德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杰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员和我说话，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问话。 　　 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我送来。每 　　 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完全可以为合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 　　 “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越难以保密。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 　　 “奥托，你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涮场，我也向你保证，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 　　 “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 　　 “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月23日出生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特犯所在，闲人免进！”后来，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中两个是蠢猪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刽子手。另外几个，我记得都是党卫军，但不怎么迷信纳粹主义。当然罗，只要接到上级命令，无论什么罪恶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比方说，立刻结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两个居然彼此有了一点好感。我特别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着我，一面对我说，他整夜为我祷告，要让我的灵魂得救。他甚至想传个信息给我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