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林想不求教我而联系上法共领导，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若要冒点风险利用我这着棋子，他又老拿不定主意，只好用一用他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勒逼格罗斯沃格尔和卡茨两人招供。 　　 12月整整一个月，别动队缠住不放格罗斯沃格尔，认为他既然是我的副手，想必有办法联系法共。可是他一口咬定，我们早有协议，他只管商务，其余事务一概由我处理。于是，别动队决计使出高招，对他进行最无耻的讹诈。要末他吐露真情，要末当他的面处决他的老婆孩子。他听了纹风不动，镇静如常。伯格自己告诉我说，他的坚强态度，连好些德国人也为之动容。他回答说： 　　 “杀我，杀我的妻子，杀我的孩子，随便你们先杀谁。反正从我这里捞不到半根稻草。” 　　 杰林和伙计们知道拿他没办法。碰上这样一尊铁汉子，酷刑也不会顶事。我呢，我对杰林说，他们如果去折磨格罗斯沃格尔，那末我对“大赌博”就将完全无能为力，因为要搞这件事，缺了他是什么也休想搞得成。情报中心总有一天要查明他的下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别动队回头又去整卡茨，想叫他去联系朱丽叶。后来，到了1943年4月，我在纽伊监狱里再见到卡茨，他告诉我经受了多少磨难，真是人间地狱。 　　 刽子手之所以拚命肆虐，显然由于雷希曼事先告诉了他们卡茨在“红色乐队”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先用哄骗手段，劝他到朱丽叶家去，算是转交我要发出的电报，请朱丽叶转交法共领导。 　　 卡茨回答说：“奥托是我的领导，我只听他的命令。” 　　 别动队只好改变手法，施展惯技，威胁他的老婆孩子。这时候，大人孩子都关在比叶隆监狱里，由雷希曼负责看守。卡茨依然不吃那一套。杰林心劳日拙，一无所得。 　　 接着便日夜上酷刑，永无休止。我觉得出这个主意的人大概是雷塞。他是别动队在巴黎的头子。德国人又变了手法，叫他交代一切他所知道有关“红色乐队”的事情。他们认为卡茨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的确，他什么都知道。最机密的事情，他都有份。毒刑接连用了十来天。随后由别动队里出名的凶徒埃利克·扬格，大显一番身手。眼见卡茨始终不屈，他们便向柏林请派生力军，酷刑专家、刑讯大王、双手沾满鲜血的恶煞。卡茨却始终咬定我们在被捕以前商定的说法： 　　 “你们去问奥托，他会告诉你们的。我不过是西梅克斯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没资格参与机密。” 　　 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他便割断了右臂的动脉，可是杰林的部下没让他自杀成功。 　　 杰林这时候不在巴黎，他回柏林去了一阵。等他回来，发现卡茨已经奄奄一息，他觉得部下闯了祸，要设法补救。他明知道卡茨对“大赌博”的用处极大，可是，没有我点头，他什么也不肯说。没有我便没法奈何他。杰林心里也明白，一个人能熬得住那样的毒刑，而且不惜自杀，总不能再把他当做叛徒的培养对象了吧？他便派伯格来告诉我说，刑讯不是他要搞的，同时要我通知卡茨到朱丽叶家去。为此，他要我跟卡茨会会面。杰林希望到时候只有伯格一个人在场，不要用翻译。问题是卡茨不讲德语，而伯格又不懂法语。我就提议讲意第绪语，因为意第绪语是希伯莱语和德语的混合产物，杰林同意了。殊不知这将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方便。一面谈话，我可以夹进几个纯粹的希伯莱语，传达我的意见和指示。 　　 几天过去了，杰林还迟迟不叫我们会面。我知道这是杰林想让卡茨受刑的伤瘢来得及平复一些。 　　 卡茨来到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走进屋子，屋里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在等他。我才一个月没有见着他，他却变得判若两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他走过来，抱住我失声痛哭。他没戴眼镜，眼眶周围都是裂痕。他说： 　　 “你瞧瞧，瞧瞧他们把我搞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我眼里塞进了碎玻璃。再看我的手！” 　　 他举起受伤的双手，指甲都已经拔光，裹着绷带。 　　 他又靠近一些，很自豪地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一个字也没说。” 　　 伯格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便说： 　　 “这不是我们干的，是那煞神扬格。” 　　 人搞成了这种样子，还要安慰他，鼓励他再接再厉，真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我只得用最温和的口气，略带一点点坚决的味道说： 　　 “别激动，卡茨，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伯格走开几次去接电话，我便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告诉卡茨到了朱丽叶家该怎么办。 　　 结果，卡茨的神情渐见开朗。我们取胜的决心提高了十倍，我们又可以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