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一种看法：“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说是国人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大觉醒。　　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　　五四运动也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复古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四十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时势造英雄，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对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从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欧美女权运动的思想资源，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独立的社会生活。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纷纷撰文，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旧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吴虞的《女权平议》一文，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权，到以美国女性具体享有的教育平等权、法律、行政权等为例，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权的发达，说明中国应该进行“女权革命”。　　五四运动后，女权组织掀起了开辟女子职业、促成女子经济独立的运动。诸如，北京女性陈丽华等成立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女界创办女子华贞商业所；四川女性人赵友兰在上海创办女子工业社，专门制造家庭日用品，借以解决女子职业问题。为女性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开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的伟大启蒙运动相媲美。新文学的先驱们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随感录”几乎都是批评人生的。　　鲁迅提出要用文学去揭示社会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促进国民性的改造，《呐喊》、《彷徨》即贯穿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理性批判意识，问题小说即是理性讨论的艺术表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独特的方法表达着社会人生的探索与思考。　　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得最突出的时期，创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现自我”。鲁迅的小说有着忧愤深广的内心情理，《野草》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主观情怀。这一时期散文小品成就最显著，正因为它适合表现作家们各异的个性。　　而封建的传统理念历来是轻视人，践踏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封建专制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等于零。　　让人的个性得到张扬，是个人获得比较全面的发展，使人性能够更加健全，是一个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五四运动留下的可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