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没有出席会议，拒绝签字。　　这是因为，巴黎和约里有三条是关于中国的。即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战，支援了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十七万五千名劳工到欧洲支援，牺牲了二千多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和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　　中国最初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处处被看不起。　　在那个主要是谁强谁说了算的世界，一个弱国，自己不行，想指望着别人能为其主持公道，简直是做白日梦。　　所谓的巴黎和约表明，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虚幻的，列强从未将中国视为平等一员，美国的“赞助”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　　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考虑，食言自肥，改变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即原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支持态度。　　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虽然据理力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终于还是弱国无外交，所有的努力基本上付诸东流。　　巴黎和会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特别是会议期间公布的中日密约，更是引发国人极大的愤怒。　　民国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准备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　　留日学生数十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　　见情势严重，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　　人丛中有人大呼：“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对中国处处受日本欺侮体会更深切。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通电声讨卖国贼。　　电云：“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　　“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　　“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　　“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五月四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研究和部署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没找到曹汝霖抓到章宗祥，群情激愤下将章痛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二人。　　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和湖南学界代表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逮捕学生八百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七日、九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响应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