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有两层关系，”江寒学着总理的手势，伸出了一根手指向上道：“我先说第一个：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拒绝文明。”　　 “或者我们可以换句话说：特殊性不能对抗普遍性。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要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地基——尤其是思想、精神和制度文明，从而消解遮蔽效应，拓展未来的生存道路。”　　 “我们以近邻为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尽管学习了西方的种种制度，但是仍然保留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天皇制度——宪法明文规定天皇万世一系，大权独揽，最终导致日本走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不仅给日本，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战后的日本，没有死守民族自尊心，沉浸在‘大日本帝国’的历史梦幻中，而是全面拥抱现代文明——限制天皇权力，施行君主立宪；解散财阀等垄断资本，铲除法西斯经济基础，全面拥抱自由市场；禁止传授封建伦理，确保青少年都能接受现代教育。”　　 江寒的语速极快，很久没有这么讲话了，像是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党校时光以及当年在电视上与专家辩论的时候。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就是文化。”　　 “于是，文化与文明之间，便引发了一个强烈的冲突，文化只有融入文明，才有生命力，但是要改变文化，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这种冲突最终关系到民族危亡之时，就是一种文化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破和立就成了必然！被改造也成了一种宿命！你这个文化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的改造！”　　 “总书记曾经讲过，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拒绝现代文明，那我们如何代表先进文化，如何引领先进文化？”　　 “我们先回到少年儿童的问题上，我们要始终立足于保护儿童，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从每个大人，每个家庭来讲，这并非不可理解！那么，上升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坐在江寒对面的陈逢春点点头说道：“我觉得江寒说得对，揭露了当下我们的理论战线和宣传工作的一个误区和丑陋现象：为了宣传而宣传！我感到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认为最惨=最美。觉得把人写得越惨，就越能体现正能量。于是为了展现人物的惨，就一个劲地夸大，甚至不惜造假。”　　 “第二个，认为越圣人=越正面。觉得越是把人宣传得像圣人，就越能体现正面的东西。于是为了展现人物像圣人，就把人物的七情六欲清理得一干二净，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比如‘眼含泪水把家人的电话拉入黑名单。’‘把2岁的孩子锁在家里’。都属于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认为越无私=越积极。觉得好人就该吃苦，就该舍己为人，就该无私奉献，就该不求回报，一旦好人有好报，就不够正面和积极了。”　　 江寒为陈逢春叫起了好：“陈处长讲得真好。的确是这样，就我个人而言，当听说某人总是大公无私，总是无私奉献，总是舍己为人，总是舍小家为大家，我内心是充满畏惧的。因为从逻辑上讲，一个连自己利益都不在乎的人，怎么可能在乎别人的利益？一个对自己都没有慈悲的人，一个对家人都没有慈悲的人，对他人必然也是缺少慈悲。一个人连自己连家人都不爱，还指望他爱你吗？我们首先是人，是父母、夫妻、儿女，然后才是医生、患者、工作人员，才是社会的公民。忽视人性的宣传，不仅不能弘扬正能量，还会让正能量变成巨大的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