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夜晚是真地冷，又是没有电灯的时代，不可能继续搞什么科研。　　 李谕和伍连德在屋中烤着火，身上暖洋洋的。　　 伍连德借着煤油灯的光，看起了一本英文书。　　 李谕瞄到了名字，说道：“冰天雪地，鼠疫肆虐，看这本书的确应景。”　　 伍连德抬头说：“李院士也看过薄伽丘的《十日谈》？”　　 李谕说：“只是稍有了解。”　　 《十日谈》其实是本相当少儿不宜的书籍，内容很黄很暴力，一言不合就开车，经常还是多人运动。　　 举个其中尺度比较小的关于偷情的故事：那不勒斯有一对夫妻，老公是水泥匠，他老婆与附近一个帅小伙偷情。　　 每次水泥匠顶着绿油油的帽子出门上班时，他老婆就会和帅小伙幽会。　　 后来有一次，水泥匠突然早回来，他老婆赶紧让帅小伙藏到了酒桶里。　　 水泥匠对他老婆说：“咱家里的酒桶没用了，我准备把它5个钱卖掉。”　　 他老婆灵机一动：“我刚好找了一个买家，要出7个钱，正在屋里看酒桶。”　　 水泥匠高兴地跑去看，帅小伙赶紧从酒桶里跳出来，对水泥匠说：“酒桶我要了，但是里面的酒渣你得清洗干净。”　　 水泥匠答应了，跳入酒桶进行清洗。　　 然后他老婆探进去头给水泥匠指挥清洗。　　 精彩的来了，帅小伙见状从后面发起了攻势。　　 具体什么画面，诸位自行脑补吧，无法描述。　　 只能说太先进了，《十日谈》可是早在十四世纪黑死病时期就成书的。　　 这只是书中100个故事中尺度很小的，还有一些直接分不清多人运动中的人物关系。　　 当然啦，《十日谈》这本书实际是在反教会，冲破教会的各种枷锁。　　 中世纪的教会提倡的是禁欲主义、受苦赎罪，正好这种思想对统治者有利，被大加利用。　　 所以薄伽丘的《十日谈》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有了重大价值。　　 伍连德说：“过往对鼠疫的记载实在稀少，我是想看一下同时期薄伽丘的记录。”　　 李谕舒了一口气，问道：“他是怎么形容的？”　　 “你来看，”伍连德指着其中一段：　　 “鼻血是死亡的前兆，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肿块，很快会发展成鸡蛋苹果大小，再蔓延至全身各处，最后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　　 李谕说：“死状的形容与现在并不相同。”　　 伍连德说：“没错，并且我带来的针对腺鼠疫的疫苗，根本不起作用。所以我猜测东北的这一次是新型鼠疫，在与迈斯尼教授和北里教授的交谈中，我称之为肺鼠疫。就传播的可怕程度，要比过往出现的更为甚之。我十分担心，一旦它继续扩张，整个东北会不会十室九空，就如同当年的欧洲。”　　 李谕听得不寒而栗，对伍连德的医者仁心深表佩服。　　 李谕说：“我等能做的，只能是尽快将它扑灭。”　　 次日，张作霖跑来说：“总医官，尸体丢到哪？”　　 伍连德问道：“新的死亡病例？”　　 张作霖说：“实在太多了！昨天才一天就几百具，真是瘆人！老子当年去剿匪都没见过这么多尸体。我说总医官，这事不好干啊！”　　 伍连德道：“不好干也得干，统领大人不会想退缩吧？”　　 “不是那个意思，”张作霖说，“我是说，这事儿，得加钱！”　　 伍连德说：“我会呈报朝廷，为你们酌情增发嘉奖。”　　 张作霖笑道：“总医官大人高见，这样我就好使唤他们了。”　　 伍连德说：“行了，伱先带我去看看。”　　 “您请。”张作霖在前带路。　　 几人来到傅家甸时，士兵正在用木棍子绑着尸体运送，连个像样的担架都没有。　　 张作霖说：“总医官大人，这是个小偷，应该是昨个儿晚上偷跑到一户人家偷东西，没想到染上鼠疫，今天早上直接死在逃走的路上，发病实在快。”　　 伍连德说：“劳烦张统领把家中出现病例的家属，全部转运到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火车车厢中。”　　 张作霖反正也想接触一下俄国人，当下便答应。　　 李谕又给伍连德出了主意，每天在一间会议室记录当日死亡人数，绘制曲线。　　 在把今天的数据填上后，李谕对伍连德说：“伍大夫，拐点还是没有出现。”　　 “拐点？”伍连德问，“指的是死亡人数变少？”　　 “如今连增长率变小的势头都没有。”李谕说。　　 “那就怪了，”伍连德说，“莫非还有隐形携带者？但鼠疫的发病这么快，不可能有此种情况。”　　 没多久，伍连德的疑惑就被解开，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大漏洞：傅家甸死亡的几千具尸体全部堆积在一起。　　 ——死的人太多了，棺材都来不及弄。　　 这些尸体必然是要烧掉的，否则就是细菌温床。　　 只是按照民间传统，尸体要入土为安，老百姓肯定不同意火化，伍连德只能希望朝廷下圣旨。他发了电报，告知必须焚烧尸体的必要性。　　 伍连德知道鼠疫杆菌的这种微生物的存在，但清廷的掌权者们并不了解，所以对于朝廷来说，焚烧尸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摄政王载沣召集了一众大臣商议，但商量了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皇族的重臣们只是提了点各种乱七八糟的毫无建树的建议。　　 很明显，他们想要载沣作抉择。　　 所有人里，只有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强力支持焚烧尸体。　　 施肇基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过书，比较有学识，而且是唐绍仪的女婿，在北洋系中说话挺有份量。　　 但摄政王载沣实在无法下决定，决定改日再议。他这是在学慈禧，让底下人拟出个确定的意见，不能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　　 施肇基给伍连德回了电报，告知朝廷的意见。　　 李谕和伍连德看到后直接跳脚，这边每天死几百个人，连张作霖的士兵每天都有死亡的，不可能再拖延下去。　　 两人连忙给施肇基又发去电报，说明事情已经紧迫到无以复加。　　 施肇基曾游历诸国，同时了解印度鼠疫的可怕，在收到电报的当夜，急匆匆来到了摄政王府。　　 载沣正在听戏，施肇基便一直在客厅等着。　　 听完戏时，夜已很深，载沣挪着步子走出来，看到了等候的施肇基，讶道：“爱卿，何事需要连夜禀报？不会是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又有什么幺蛾子吧？”　　 施肇基取出李谕和伍连德的电报：“摄政王，哈尔滨急电，如果不能尽快火化尸体，鼠疫无法断绝，每一日仍会有几百人死亡。”　　 载沣头皮发麻，怎么又是这事，他回道：“你也知道，一下子烧掉几千具尸体，在我大清从未有过先例。再者，火化尸体，鼠疫就能好嘛？这事须从长计议，再召开会议。”　　 开会必然又是互相扯皮，施肇基立刻跪下来道：“摄政王，东北每天死数百人，又有日俄两国虎视眈眈。此事关乎江山社稷，如果焚尸后，鼠疫仍不能好转，臣愿承担所有责任。”　　 载沣被他逼得有些急，又看他言辞恳切，终于答应：“你去拟旨吧。”　　 这就看出载沣这人性格上还是比较软的。　　 施肇基生怕他反悔，连夜拟好圣旨，盖章后差人火速乘坐火车送去哈尔滨。　　 接到圣旨后，伍连德就让张作霖带着兵宣读后进行焚烧。　　 不仅如此，伍连德甚至命令把已经安葬的因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刨坟掘墓，挖出来一并烧掉。　　 这么多尸体，光烧就烧了好几天。　　 就是从这天开始，疫情的拐点出现。　　 俄国人和日本人也不再坚持，有样学样，开始焚烧尸体、搞隔离。　　 新增的死亡越来越少，临近过年时，已经基本清零。　　 这要比历史上快了一个多月，死亡人数也少了一万多人。　　 过年的前几天，伍连德下达了解封的指令。　　 李谕正好可以赶回去过个年，但伍连德却并不想现在就走，他还要观察一阵子，并且整理研究资料。　　 李谕没必要守在这儿了，能帮着救回这么多条人命，心情已经很好。　　 伍连德送别李谕，感慨道：“院士先生帮了大忙，如果没有你提供的物资以及提供的有效建议，伍某的行动不会如此快速。”　　 李谕笑道：“我就是个帮忙的而已。”　　 伍连德邀请道：“不久后如果举行万国鼠疫大会，院士务必参加。”　　 毫无疑问，东北鼠疫的扑灭放在全世界都是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清廷已经几十年没有高光时刻了，肯定要利用好这个回光返照的机会，大大宣传一番。　　 万国鼠疫大会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基本都是由伍连德主持。　　 如果各位参加过学术会议，一定了解主持者一般是什么身份，绝对的业界大佬。　　 李谕同样有意在近几年推动伍连德获得诺奖。　　 历史上，他被提名过，可惜那年竞争太激烈，没能获奖。所以必须选个早期相对竞争不太激烈的年份。　　 以伍连德的成就，拿个诺奖实至名归。　　 ——　　 从东北出关的铁路，还是要经过天津，李谕在这儿歇了歇脚，看看天津中学的情况。　　 在学校里，李谕遇到了严范孙和林纾，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名中年人。　　 严范孙看到李谕后高兴道：“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东北的情况，帝师不愧国之栋梁！”　　 李谕说：“都是伍大夫的功劳，只可惜还是死了不少人。”　　 严范孙说：“加起来不到五万，印度的鼠疫，每周都要死五六万人，你们的成果令各国震惊。”　　 回到办公室中，严范孙给他介绍了那名中年人：“这位叫做林长民，来京参加咨议局的会议。”　　 林长民的女儿更出名：林徽因。　　 民国时期讲究个门当户对，林徽因能与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的儿子结婚，自然说明林家不弱。　　 李谕同他握了握手：“幸会。”　　 林长民说：“久仰帝师大名。”　　 李谕随口问道：“先生代表福建来参加咨议局会议，可有收获？”　　 林长民无奈道：“连杨度都左右不了立宪一事，要被投入大牢，能有什么收获？”　　 严范孙岔开话题说：“咱们还是不要说这些沉重的话题了。”　　 “是啊，”林纾说，“此次宗孟（林长民字）给清华学校、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分别送了一份好礼。”　　 李谕问道：“什么好礼？”　　 林纾指着前面的大书柜：“几套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而且是最新最全版。据说亚氏为西哲之祖，这套书涵盖多学科，我想定会成为图书馆中借阅次数较多之书籍。今后几年，我也要做件大事，联合多人完成这套典籍的翻译工作。”　　 李谕穿越前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开始被怀疑是否存在了……　　 李谕看了看，这套书是全英文的，厚厚的几大本，定价很高，问道：“翻译出来恐怕要很久。林师傅，您有看过吗？”　　 林纾说：“我读过了一部分，我颇感惊讶，一个与我们至圣先师同时代之人，为何能够创造出如此厚的典籍，实在令人费解。”　　 林长民也说：“想我诸子百家，最厚之《吕氏春秋》不过二十万字，孔夫子的《论语》只有一万多字，而亚氏全集竟有三百多万字。”　　 历史上，从民国早年刚开始翻译亚氏著作时，就有很多译者都提出过类似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　　 李谕没有看过这套全集，说道：“可能后人把一些著作强加过去？”　　 林纾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本人翻译过很多，据我所闻，大仲马等人写作时，都会有一个多人团队。这还仅仅是，而我粗略翻了翻这套亚氏全集，涉及了诸多专业领域的学科，实在令人感觉难以置信。”　　 李谕现在对这些民国大师的尊重倒是越来越提高了，他们中有不少并没有盲目地崇洋媚外，还是保持着一颗正儿八经探求学问的态度，对于这个风雨飘摇民族自信力跌到谷底的时代来说，真的太难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