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耍了一趟花枪，不但晃死了华北驻屯军原中将田代皖一郎司令，还晃猛了蒋光头和李卫东。　　 1937年前，蒋光头先是忙于“JG”，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ZY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　　 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光头“拔刀相见”，蒋光头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光头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光头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　　 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光头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光头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ZX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　　 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ZF，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夏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夏ZF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光头、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　　 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道：“冀察是地方政.权，受ZYZF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ZY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ZF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　　 并道：“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　　 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李卫东临走之时，与宋哲元促膝长谈，宋哲元方才如梦初醒，了解到日军用心险恶，也了解了南京ZYZF真正抗战的决心。　　 但此时为时已晚，日军5个师团10万余人，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海关，扑向华北。平津城下，战略态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　　 有利的战机由于29军的前后摇摆不定，已悄然从手中逝去。　　 等待29军官兵的，是四面被围的艰难处境和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　　 在说蒋光头，此时已经不再是一年前的蒋光头，抗战在他心中，已经是头等大事。　　 7月10日，蒋光头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粮。　　 蒋光头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头，硬要华夏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驻扎华夏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光头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ZY核准者，无效。”　　 在说宋哲元这边，决心抗日的会议还没开完，日本人的进攻就开始了。　　 香月清司中将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以及攻坚战专家，并且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7月25日开始的廊坊战事，即是华日两军继卢沟桥之战的扩展。　　 在这之前，廊坊的形势已如渐渐拉紧的弓弦。到25日，这弓弦已经绷到了顶点，此刻，箭已经不容不发。　　 卢沟桥战事爆发，郁愤已久的廊坊守军二二六团，连日来，擦枪磨刀，尤其得到“卢沟桥守军，以卢沟桥为坟墓，寸土不可让敌人”的消息后，全团官兵更加情绪兴奋，斗志高昂。但他们得到的是“不准先敌开火，又要寸土不失”的难于执行的命令。　　 前面提到，日军因国内及关东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为　　 避免与二十九军全面冲突，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增援日军，没有利用铁路，而是利用汽车运输或徒步行军。　　 无论利用何种行军运输方法，由天津到北平，必须经过廊坊。而廊坊要道的咽喉路口是杨村东口。　　 驻守在这里的守军是二二六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自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五连守卫路口的士兵，眼看着日军的汽车和步行队伍掀起滚滚烟尘，大模大样地通过杨村东路口，然后又朝北平方向而去。　　 士兵们要求上级阻止日军通过，得到的命令仍是不准先敌开枪。后来，日军通过路口越来越频繁，甚至每天都有几次，每次日军通过，五连的士兵都向上级要求就地杀敌，但都被严令拒绝。　　 五连士兵气愤不过，悄悄商议，在公路上挖了个陷坑。这次恰好一辆辎重汽车经过，陷入坑内，怎么也开不出来，士兵见机会到来，在阵地兴奋地观察，等待开枪的当口。　　 连长杜巍还蒙在鼓里，他担心这辆车在这里呆时间长了，士兵们定会搞出名堂，一旦开枪，违反军令，自己担当不起。连长便请示团部，问如何处理。团部难以做主，又马上请示师部。当时师长张自忠在北平，师部工作由副师长李文田负责。电话等了半天，才传来副师长的命令：　　 “责令这个连的官兵，帮助日军把车拖出来，快走了事。”　　 团长崔振伦听后大吃一惊，他感到难堪，像这样一个帮助敌人打自己兄弟部队的命令，崔团长是不敢向连里传达的，他知道五连官兵必会对自己愤怒而唾骂，今后的队伍将不好指挥。　　 虽然，二十九军中的愚忠观念很起作用，但是红了眼的拿着枪的士兵，很可能将自己看成汉奸而开枪。但是，不传达命令，又得负违背上级命令的责任。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崔团长拖延着时间，正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得到了杜连长咬牙切齿地报告：“日军的汽车开走了！”崔团长不顾杜连长对上级不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连长在电话里又道：“请团长另委个连长来代替我好！”　　 崔团长问：“这是什么意思？”　　 “敌人几天来络绎不绝地从门口经过，官兵都忍不下去了，非打不可。如果真打起来，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杜连长接着又道：“如不让我们打，就叫我们改装土匪，离开杨村到别处去袭击敌人，打了就跑，你看行不行？”　　 话分两头。日军利用公路运输辎重和部队只是权宜办法。已经卸到塘沽港口的10万吨军用物资和数万军队如何运到北平？利用北宁铁路运输，是日军绝不会放弃的办法。　　 1937年春天，冀察绥靖公署的日本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也就是卢沟桥事件的日方谈判代表，要求到廊坊考察。三十八师官长没有办法，只有同意樱井到廊坊检阅部队。　　 于是，樱井在副师长李文田的陪同下来到廊坊二二六团驻地。因樱井少佐与李文田少将副师长官衔相差悬殊，由一个将军陪同一个少佐检阅部队，在有军衔以后的军事史上，难找到第二例。　　 如此难题，华夏人自有华夏式的处理方式，于是，李副师长改穿便装，按当时国民ZF规定，官民制服有两种，一种是西服，结领带，另一种是民族式的制服：长袍罩马褂，西瓜皮小帽。　　 这种长袍马褂下肥上窄，如若平常穿着倒还宽松，如若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去检阅军队，不能不令人感到滑稽而不伦不类。但是，李副师长无可奈何，只有穿这样行头在被检阅的官兵面前出现，同时接受受检阅部队指挥官敬礼，但是副师长不能还礼，因为穿长袍马褂的还礼是作揖或叩头。副师长本人在这种场合也显得做作和别扭。樱井少佐为此倒大出风头，并且在部队面前讲了话：“华日同种同文，应该睦邻亲善，共同防共，对付欧美各国……”　　 可是，7月7日以后，尤其是11日以后，日方来者不再“睦邻亲善”。11日中午，二二六团团部接到万庄车站通知，道：“有日军五六名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去了。”　　 这时二二六团崔团长找旅参谋长李树人研究对策（因旅长刘振三在庐山受训，李参谋长代理旅长之职），决定请安次县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同时传令官兵不准到火车站去。　　 6个日兵到达廊坊，下车后，局长趋前问其来意，日兵只做漫不经心地回答：来检查通讯的。并要求到市内去逛逛。局长只好耐心向他们说明，从车站到市内均被驻军隔绝，不能进去，劝他们早些回去，以免与驻军发生误会。这6个日兵大概觉得势单力孤，或是已经完成任务，不再坚持去市内，答应等有车来即回北平。日兵与局长谈完话后，立即放走了两只通讯鸽，局长派了两名公安人员一直陪同日兵等车，直到车来走了完事。　　 廊坊当局并不理解日兵在廊坊放通讯鸽的目的。华夏人以养狗养猴等玩物出名，如宫廷狮子狗，就是现在人称之为京巴的哈儿，洋人曾赞叹它有东方神秘色彩。另外还有沙皮狗，大五藏獒等，都是世界第一流名犬，可惜华夏人只把它们停留在玩物上。国人养鸽子的历史无法考证，估计当时也会有人赶这时髦，放着大群的鸽子，满天地飞。但在军事通讯上使用，虽然简单而有效果，当时也乏人琢磨这事儿！　　 以　　 后，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特点是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当局采取随机应变对策，或选派机警能干的军官化装成公安人员，暗带短枪，随同公安分局局长与敌周旋，或派出武装便衣，将日兵秘密包围起来，以防万一。　　 一次，十几名武装日兵仍以检查通讯为名来到廊坊车站，下车后佯做无事，到处游逛。有一敌兵爬到电线杆上四下张望，他发现房顶上有守军哨兵，向他们瞄准作射击状，他急忙下来，咆哮如雷地向公安分局局长表示要找驻军司令抗议。说，在他们值勤之际，华夏兵为什么向他们射击。公安人员一再劝阻解释，恰开往北平的火车已经进站，日兵一面威胁一面咒骂上了火车。　　 7月23日傍晚，二二六团接到天津车站的紧急通知，说，“有敌人兵车一列开向北平。”这时日军兵车已离杨村只有一站，团部当即与杨村、落垡两站站长商量，是否有办法阻止敌车前进，两站均表示没有办法阻止。二二六团的任务是守备廊坊地区并阻止敌人前进。可是有上级的命令在前，既要避战，又要寸土不能资敌。打！违反军令。退，也违反军令。　　 外国人说华夏人没有幽默，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式的黑色幽默？　　 不过华夏人有华夏人的对付方法。廊坊车站站长李益三道：“我倒有办法，团长能不能为两个站长负责？”　　 崔团长急忙问什么办法，表示任何责任都能负。　　 李站长一板一眼地道：“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摸索出来个办法，当作战双方谁也惹不起的时候，一跑了之。可以叫这两个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一切工具一跑了事。”　　 崔团长一听，拍手叫好。而李参谋长却犹豫不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只好请两位站长带着全体职工和工具马上撤到廊坊。果然日军兵车在杨村进不了站，火车再无法前开，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廊坊的保卫战，可能很快就要爆发，大家正如热锅蚂蚁之时，旅长刘振三，从庐山训练团赶了回来，大家有了依靠，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24日这天，日方因一时摸不清二十九军动静，松井特务机关长和武官今井武夫，去铁狮子胡同政务委员会拜访，探听华夏口气。松井以冀察当局在北平城内增兵为题，强调已有口头约定，华夏同意撤兵，催促宋哲元在数日内完成。　　 宋回答说，目前还没有做执行计划。日方又叮问撤兵日期。宋漫不经心地回答：“大约需一个月之后。”今井心里明白，华夏已无心撤兵。但仍做出哭笑不得的样子，一再追问：“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宋哲元索性回答：“眼下天气太热，等凉快点再办！”　　 松井、今井极为不快，觉得宋哲元在用漠不关心的态度，故意愚弄他们。心胸狭窄的海岛民族是忍受不了这种挑逗的。他们要发火，不过现在是没有用的。他们退了出来。动手吧！　　 赶快动手吧！　　 第二天，即25日，日驻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即川岸文治郎师团的七十七联队五井中队在廊坊与华夏军队发生冲突，大战即发。　　 这天下午，旅部接到北平师部的通报，有日军兵车一列向廊坊开去，令严加注意。刘振三旅长召集团长崔振伦等人研究敌情，商量对策，根据最近日军来廊坊活动情况判断，以前都属少量人数，带侦察性的活动，日军此来，必是决心占领廊坊。于是，旅长马上向师部请示机宜，以便行动。师部指示：“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旅长感到很难办，又问：“如果此着不通，下一步怎么办？”　　 师部没有回答。　　 旅长刘振三等只好根据上面指示精神去办。并把“让敌人的列车进站或通过，不让敌兵出站进街”的指示，传达给团、营、连各级指挥官。　　 当时在廊坊驻军总兵力只有两个营。　　 25日下午4时半左右，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车未停稳，就有一些日兵跳下军车。按照前几次办法，由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出面交涉。日军声称是交通列车，来修理沿途电话线。他们马上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上的闲杂人员，并禁止站外旅客进站，将车站占领。　　 廊坊公安分局局长和廊坊驻军代表前去交涉，告诉日军不要出站进街。当时，日军忙于在车站部署兵力和对四周环境尚不了解，只是对谈判代表虚言对付，接着，提出：“光在站内活动，怎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呢？”继而要求请旅长来车站谈谈。旅长在这样情况下，不能冒险前去，可又不能不去，于是，派了位上尉参谋，代表旅长去和日方交涉。但日中队长仍坚持华夏军队要派最高长官和他商谈。　　 李参谋坚持旅长不在，由本人代表。中队长无奈，又降低标准道：“如果旅长不能来谈，派团长来也可。”　　 李参谋只好向旅部反应。刘旅长考虑，尽快使事情解决，日方既然降低要求，决定派遣二二六团中校团副杨遇春同李参谋和分局长一起再去交涉。待到这一伙人到后，日中队长非常高兴，马上邀请华夏代表和他们合影留念。于是华夏代表和日军在月台开始拍照片，日方还特请杨团副站在中间。照完相后，双方又开始谈判。　　 杨团副道：“我们的要求是：你们的任务完成后尽快离开廊　　 坊，以免发生误会。”　　 日方代表道：“我们不出站，怎么完成任务？”　　 杨团副又道：“此地有驻军，你们在此宿营绝对不行，还是赶快离开此地。”　　 日方代表道：“有驻军，很好！可以把驻军的营房让出来，给我们宿营。”　　 日方坚持宿营，华夏坚持赶快离开，双方观点都是赤.裸裸的，而且语言中暗藏着杀机。反复争执，毫无结果。杨团副见无进展，只好回去汇报情况。日方见华夏代表已走，机会难得，赶快行动起来。　　 日军很快被分成4个组列，每组40人左右，他们全副武装并带工具，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开始面向市区方向构筑工事。为了隐蔽主力部队，将他们仍然留在车站内，以不让华夏方面发现。　　 就在双方谈判之时，刘旅长不断将发生情况向师部报告，以便师部随时掌握动态，做出决策。实际上，他心里只希望着，师部只要有这样一句话：消灭来犯之敌！就一切都齐了！可是，师部每次指示都是：“不准敌人出站进街，不准开枪！”　　 旅长又报告：“敌人已经进街了！”　　 师部回答：“挡住他们！”　　 怎么挡法？　　 刘旅长又报告：“敌人在构筑工事！”　　 师部又指示：“前去交涉！”　　 刘旅长只好又派遣杨团副和公安分局局长带着朝鲜籍副官吴明海前去交涉。杨团副要求吴副官把他的话准确地翻译给日军，日军队长听后大怒，马上扇了吴副官两个耳光。并强硬要求华夏军队让出营房，给他们宿营。　　 这时，刘旅长又马上把发生的情况报告副师长李文田，李指示道：“不能让出营房！”　　 刘旅长：“敌人硬要进怎么办？”　　 副师长在电话中道：“挡住敌人。”　　 刘旅长又问：“如何挡法？”　　 副师长道：“总之驻地不能让出，也不能先敌开火。”　　 李文田副师长是参谋出身，在以行伍而升官为主流的二十九军中，李文田代张自忠指挥三十八师，已很困难，又在这关键时刻拿不出主意，当然他也很难拿出主意，而造成李、刘二人以后不和。此时，刘振三旅长咄咄*人地叮问，除战事必须，也不能不怀疑二人之间的感情因素。　　 刘旅长放下电话，气恼地低头抽起了烟。只见袅袅青烟从他军帽帽沿边上升，飘成了扇面之形。刘旅长一言不发，只顾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这时候，第三营营长邢炳南前来报告军情，正和往外走的崔团长撞个满怀，邢营长借势向崔团长报告道：“团长，敌人正对着九连住的街口做工事，工事做完以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　　 崔团长还没考虑子丑寅卯，第九连连长宋再先也来了，见了崔团长就道：“团长，打吧！”　　 崔团长道：“你打谁负责？你先回去，我和你们营长商量商量。”　　 崔团长把邢营长领到另外一房。两人悄声商量开了。　　 不多一会，崔团长已定下决心向邢营长道：“你先回去布置，我去和旅长商量。”　　 邢营长道：“如果旅长不同意怎么办呢？还是等团长回来再说吧！我在这里等。”　　 其实邢营长和九连宋连长已经开始布置了，而且那方案还考虑得极为细致。现在来找团长、旅长报告，不过是想说服他们，使“布置”合理化。　　 崔团长转到刘旅长的指挥室，向刘旅长报告邢营长与宋连长先敌开火的意见。刘旅长只是眼皮动了一下，还是低头大口地吸着烟，抽了两三口，那只香烟就剩下一小截尾巴，他续上了一支新烟，狠命地将烟头摔在地下，对邢营长和连长的意见不置可否。　　 这时忽然听见外边机枪声、炸弹声、喊杀声大作，刘旅长大惊，从凳子上跳了起来，扔掉手中的香烟，拿起了电话即向师部报告：　　 “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怎么办？”　　 电话筒里道：“育如（刘旅长的字），你拿着电话机不要放下。”　　 刘旅长手里拿着电话，转过头来向崔团长道：“你马上去，了解各处情况。”　　 崔团长等人马上走出指挥部奔向九连阵地。九连阵地上，有5挺轻机枪一齐向车站方向射击，尖锐的机枪声已经连成一片，耳朵已经听不到别的声音。硝烟在阵地上飘滚，把人呛得窒息。日军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当时十连蒋排长等在一家饭店房顶上建立了隐蔽哨，敌人没有发现，部分日兵在房下休整，恰在此时，九连阵地机枪大作，蒋排长见已开火，就用5个一捆的集束手榴弹投向房前休整的日军，手榴弹就在日军群中轰轰轰爆炸起来。　　 天已傍晚，机枪和手榴弹声停止，这时候才听到日军阵地上的伤兵鬼哭狼嚎地惨叫。估计日军伤亡比较惨重。因本来日军立足未稳加上日军一直轻视华夏军队，料想华夏军队不敢开枪，必然受了这口窝囊之气，行动上又比较轻敌，没有想到华夏军队以主待客，猛然发作。日军措手不及又无掩体，只好东躲西.藏四处狂逃，难免中了华夏军队的枪弹。日军为了抢运伤员，组织起小口径炮和重机枪，以猛烈的火力掩护。华夏军队还击，又将日军击退，日军又增加不少伤号。　　 廊坊火车站前，枪声炮声时起时落，只听到日军小炮、重机枪声一响，片刻——估计此时日兵在小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出动抢运伤兵。华夏军队的轻机枪就开始还击，又过片刻，大概日兵难　　 以冲上阵地，只有退回。轻机枪声也就渐渐稀落下来。这时出现两次战斗之间的平静，日军倒在战场上的伤兵的哭号声才猛然清晰起来。　　 战事到了半夜，廊坊车站和田野漆黑一片。九连和十连的官兵还兴奋地守在阵地。日军无法，只好把伤兵丢下，退回车站内的建筑物中，等待天明。　　 刘旅长和崔团长并不像连营官兵那样兴奋和轻松，因为这一仗打响，已经标志着战事只能扩大，不会平息，至此还未得到上级指示，令人不安和焦虑。再有，日军龟缩到车站之中，必是等待援军，援军一到，如何是好？刘旅长考虑，不管战况如何发展，在拂晓前夺回车站，这是必须的，否则，不堪设想。他回头和崔团长商量，但没说几句，又叮嘱值班的参谋道：“我去九连阵地，你们一步不准离开，等待师部电话。”说着他迈步走出了指挥室，崔团长跟在他的身后。他们不再说话，只听到他们一行人刷刷刷的脚步声。稍有常识的人，听到这声音，也会知道他们是军人。　　 廊坊地处平原，四野地势平坦。正值七月盛夏，满地青纱帐。廊坊镇区四周枣树很多，一派田园风光，可惜的是，枣树枣红叶疏，无法在战术上作掩护之用。廊坊镇内也大都是土坯平顶房。暂时作攻防用一下尚可，如若日军调来飞机大炮……尤其是飞机一来，等于老鹰捉小鸡，连裤裆都会暴露在飞机的眼皮底下。　　 说着他们已经走到了九连阵地。宋连长见旅长、团长来了，腾地跳了起来，立即敬了个军礼，神情不安地像段木桩样地站住，刘旅长才从他的思考中醒了过来。劈头就问：“怎么回事？”其实，刘旅长并没有想到问哪个具体问题，只是一种习惯性的上级对下级的招呼，你如何回答似乎都可以。　　 宋连长紧张地回答：“这次开火，是连里一个列兵，集合了五挺机枪，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　　 旅长问：“是谁？”　　 “是列兵王春山！”　　 “把他叫来！”　　 连长马上派人叫来列兵王春山。王春山只是一个刚刚入伍，不到18岁的小伙子。河北人，圆脸，身量不足，冷眼看上去，像个在城镇里上学的孩子。王春山战战兢兢地站在旅长、团长面前，或许心里在想：今天要军法处治我了？因为按照二十九军的军纪，违反上级命令而开火，就是枪毙，而且毫无减刑的余地。　　 刘旅长以长官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停了刹那，官兵们屏气等待着旅长决定王春山及机枪手们的生死。　　 刘旅长迸出了一句话：“罚他，罚他们唱悔过歌！”　　 啊！原来他们只受到了最最轻微的处罚。　　 刘旅长转身走了。　　 王春山站在阵地中间，两手垂立，文诌诌地认认真真地唱起了二十九军的“悔过歌”。　　 “悔改工夫切要，曾子三省教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乃是完人。”　　 王春山唱完了第一遍，又唱第二遍，大家笑了。　　 刘旅长、崔团长视察完九连阵地后，又去十连等阵地视察，他了解一下人员伤亡情况。因争取了主动，伤亡不多，损失也很小。官兵们普遍认为敌人没有撤走，决不会罢休。刘旅长想着：拂晓前，一定要把车站的敌人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以便天亮后对付增援的敌人……敌人援兵来了，势必利用车站的各种建筑物向我们进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支持不住……再后撤，困难就大了……　　 刘旅长等人在返回指挥部的路上，值班参谋匆匆赶来报告，道：“师部来了电话，说北平方面敌我双方都已经派出调解人，乘汽车前来廊坊进行调解。”　　 刘旅长和崔团长不约而同地掏出怀表，此时已过半夜12点，调解的人，早该到了？　　 他们一行回到旅指挥部，焦急地计算着时间，等待着双方调解人的到来。时间滴滴答答过去，天很快就要亮了。既然不能收回车站，现在不能不考虑自保的其他办法。刘旅长决定，在天明以前，把旅部、团部撤至营房以内。在兵力配置上，调整了部署，准备在拂晓前既能进攻，又能应付增援之敌。　　 26日凌晨，华北平原的夏天天亮得很早。黑夜过去，青纱帐蒙罩着轻轻柔柔的水气，高粱玉米都在拔节，只听到田地里发出清脆的吧吧吧的轻响。以农业为生计的国度，无论壮实的乡民还是妇孺老幼听到这清脆的声响，都会发自由衷的喜悦。远处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声音那么长而且用足了劲，似乎告诉人们快些闪开。这一声火车的长鸣划破了廊坊的原野。　　 刘振三旅长的旅部忽然接到了报告：“天津之敌开出兵车一列，已经到了落垡车站，估计此刻敌人已经下车。”　　 刘旅长还要再问，电话已经断了，是谁打来的也不知道。刘旅长以他久经战场的经验估计，此电话可能是华夏铁路员工或是地方官吏打来，可能打电话的人尚处险境。　　 刘旅长一惊，因为落垡车站距廊坊不过十华里左右，事已危急。他想了一下，马上把邢营长找来，告诉他马上以驻军营长的名义给开来的敌人写封信，说明北平华日双方都派人来进行调解。以借此缓和一下敌我气氛，争取时间，完成自己的部署。　　 邢营长马上坐下开始写信，写不到几行字，从天津飞来9架飞机，它们分三组在营房上绕了一圈。　　 PS：求鲜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