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巴庄园主楼，卧室旁的日光厅。　　 这里位于主楼三层的正中心，外面有连通走廊的大阳台，白天阳光也能照进丹巴老爷的会客厅。　　 睡梦中的刘承宗皱着眉头，伸手在床上摸索，直到握住雁翎刀的手绳，眉头才缓缓舒展。　　 没过多久，他叹了口气睁开眼，抱着雁翎刀裹了毛毯靠在窗边，撩开丝质窗帘，天还黑着。　　 丹巴庄园成了一座大军营，围墙内田地间满是营帐，值夜哨兵的篝火三三两两，颜色模糊暗淡。　　 穿好衣裳，刘承宗开门走进厅内，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眼舒适的床榻，眼神复杂。　　 厅里油灯已经亮了半宿，狮子军值夜士兵用的更香已燃至底部，樊三郎半披毛毯坐在榻上，身前小桌摆满火枪、短刀之类的东西。　　 边上还支着杆火绳鸟铳，像个军火库。　　 刘承宗出来时，樊三郎正从炭盆取出灌了铅液的模具，放在石锅上冷却，看他醒来明显一愣：“大帅起这么早？窗台晾了水，还没凉。”　　 刘承宗迷迷瞪瞪点头，端着温水坐在厅中榻上，看着漆黑的阳台，醒醒神才道：“床太软，睡不惯……几点了？”　　 其实不仅仅睡不习惯，他的压力很大。　　 囊谦全境已经尽数收复，战线被推到白利边境，但战争从来不是目的。　　 他想赢得民心，调动囊谦的人口为他所用，同时进一步增加士兵的荣誉感，这事很难。　　 狮子军有很强的荣誉感。　　 在陕西的战争中，每个人都像英雄，他们为一口饭加入狮子军，但在战争过程中，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百姓、与人们公平买卖、以保护者的姿态判决乱军，种种行为，都会在百姓那得到爱戴与尊敬。　　 这份爱戴与尊敬，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士兵的荣誉感。　　 但在这里没有这个环节。　　 这让他在睡梦中也无法停止思考。　　 樊三郎看了眼更香：“刚敲过四点，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　　 他们说的点，是巡夜更鼓敲梆子的鼓点。　　 樊三郎边剪着模具里凝好的铅弹，边道：“夜里有三件事，摆言派人传话已经缩小到两座山，贼首若还在山上，今天就能捉住。”　　 “塘兵说对岸没向山谷增兵，但有猎人进山；驻守囊谦的守军又找到三个会说汉话的和尚，正往前线送……”樊三郎汇报着夜晚的情况：“家里送来几封信，没标红，我就没叫你。”　　 说着，她抬头了眼睡眼惺忪的刘承宗：“你要不再睡会？”　　 刘承宗摇摇头，取过书信挑了挑油灯，道：“不睡了，我看看这几封信。”　　 信很长，都是杨鼎瑞派人送来的，有汇总海北近日情况，都是些造了多少抬枪火炮、卖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小事。　　 除此之外，还有东边的消息，杨彦昌、任权儿都给他写了信。　　 刘承宗越看越沉默，樊三郎看他脸色复杂，一直等他看完才问道：“大帅，出什么事了？”　　 他摇摇头，放下书信靠在靠垫上仰头叹息，片刻后才道：“朝廷在陕西赈灾了，杯水车薪……你睡会吧，补个觉。”　　 信上说，皇帝派御史吴甡携十万两至陕西赈灾，以西安府推官史可法主管赈灾事宜。　　 这消息对山西人樊三郎来说没什么。　　 她依言把三支上膛的手铳放在一旁，对着墙壁摆好，以防误触，等着天亮把火药打掉，靠在垫子上裹紧毯子闭上眼睛。　　 一时间厅中很安静。　　 看杨鼎瑞的信，让刘承宗心情复杂。　　 但延安战神杨彦昌与任长官的亲笔信还是令他倍感亲切。　　 看见这些信，他脸上的笑意就止不住。　　 杨彦昌如今想给刘承宗汇报个工作挺难的，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哭穷。　　 杨彦昌说自己格外重视这批赈灾银，但陕西盯上这批赈灾银的军队太多，杨系将官们正忙着在公文里跟关中和榆林的军官打口水仗。　　 信上对所谓的杨系将官有所介绍，杨彦昌用的词是‘自家人’，刘承宗看了看提到的名字，发现都是延安府抵抗流贼的中流砥柱。　　 不，是抵抗刘贼的中流砥柱。　　 杨彦昌参将、任权儿指挥使、石万钟千户、陈汝吉千户、鲁斌千户……都是延安府的大人物。　　 说起来，不管从他的角度，还是朝廷的角度，这帮人都是他养起来的。　　 只不过在自己这儿，是养育的养；在朝廷那，这些人是靠打他的战功起家的武将们。　　 在延安巨寇刘承宗逃遁青海后，延安府这帮人忠于任事，使治安为之大定，纷纷受赏升官。　　 杨彦昌的目标是从赈灾银里截留五千两，把延安营的欠饷发了。　　 在刘家大举西迁之后，战神的日子不太好过，新组建的延安营又开始欠饷了，只能靠狮子湾里的种地王高迎祥接济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杨彦昌在信里说，刘承宗对地方帮助挺大。　　 说在去年，陕西的局面迅速恶化，刘承宗在北方后继有人，宁塞营出了个神家兄弟，同样以欠饷、援辽边军为主力，非常嚣张，攻城略地。　　 不过那对兄弟的路线是全军剃发易服全面虏化，打扮往蒙古人那边使劲靠，在边墙内外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　　 朝廷开始赈灾后，陕西的流贼纷纷大举入晋，神家兄弟则往西打，兵锋一度直指平凉。　　 但由于刘承宗已经在西边打过一次，各个城池的防务都有所加强，使他们难以横穿庆阳，想进延安府也很难。　　 延安府在刘家人、高迎祥、杨彦昌、任权儿等人的长期操控下，已经变成大明境内的古怪地方。　　 按说这会没贼了，应该能收上税了。　　 但中间几个县的攒里并甲是由刘承运主持操办，百姓本来就半民半贼，对官军毫无好感。　　 等刘承宗走了以后，指挥使任权儿又借着操练民壮的名义，给地方派出许多民壮首领，隔三差五就给百姓搞个临战逃难演习。　　 名义上是逃难演习，实际上是逃税、躲兵，各地串联，有一套传递消息的简单手段。　　 白天军队进清涧，各个村子就连成串放起了窜天猴，两刻钟时间方圆十里的百姓，人、牲畜、鸡鸭、粮食就全部撤进山里，连鸡毛都不会给官军剩下。　　 夜里进军队就更容易了，小山峁上一个老头儿甩鞭子，响声就能传到下个村儿。　　 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庄，养不活五千六百个兵。　　 想从百姓那想想办法，但经过半年的加强演习后，蓦然回首，任权儿发现在延安府，他也筹不上粮了。　　 只要不找百姓要粮要钱，他在延安府可以横着走，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这片土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他。　　 如果想向百姓要钱要粮，第一次总是能要着的。　　 但等他再带兵经过那几个村子，人去村空，啥也没有。　　 事后派人问问，周围的村子都说不知道，他们看见中间那山峁上孤零零一棵树倒了，只知道进了兵，也不知道是指挥使大人的兵啊！　　 任权儿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对刘长官的意图算贯彻到底了，百姓的逃难训练非常成功。　　 任何人都别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征到钱粮，包括他自己。　　 这封信把刘承宗看得哭笑不得，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任权儿做到了这种程度。　　 王自用的回信就简单多了，王把总在朝廷那当官当的不舒服，朝廷认为曹文诏的关宁军接**凉，王自用的押粮队没跟上有一定责任。　　 而现在延安府的情况是，王自用很难给刘承宗拉到人，所以他打算自己带些人手过来，不给朝廷干了。　　 放下书信，刘承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这些来自陕北的力量，鼓舞他继续思考下去，思考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思考自己怎么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在陕北很艰难，那里有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的严重下降，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不满情绪像一口沸腾的锅，总有冲开锅盖的一天。　　 他们别无选择，数不清的人互相撕扯，争夺求生希望，旧的秩序早已崩溃。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出了问题，要想办法改变。　　 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要想办法保护。　　 在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了其中一边，从来都不孤单。　　 尽管帝国的强大在他意料之中，终归他们多，敌人少，人们最大的艰难是口粮，口粮让人们做任何决定都简单得多。　　 山陕的饥民饥军，像绝望的热锅蚂蚁，闷头乱窜却爬不出锅。　　 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生活还能再坏到哪里，每个人都想跨越雷池，却不敢。　　 所以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顶着被通缉悬赏的罪责，率领众人在热锅上冲出一条活路，只要他说有一条路，就有人愿意跟他走。　　 艰难里，也就还总是透着希望。　　 而在这儿，情况要难的多。　　 起初刘承宗想把自己摆在解救者的位置上，看见奴隶的遭遇后，甚至有点救世主的感觉，对这里充满俯视。　　 但经过一路进军，他在试着理解这里，分析这里。　　 对手的军力不强，但旧秩序却无比坚固，和陕北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他来之前没有下降。　　 贵族有贵族的生活水平，奴隶有奴隶的生活水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人们擅长在这套秩序下生活。　　 即使是奴隶，遵守奴隶的规则、完成奴隶的工作，也让他们得心应手，从而苦中作乐感到轻松。　　 换句话说，人们不需要他。　　 甚至仍然在贵族身边的差巴和堆穷，生活水平还因为他的到来下降了。　　 贵族们为了跟他打仗，领民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出兵，本就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陕西的百姓因加税憎恨后金，这里的百姓同样会因出兵纳粮憎恨他。　　 他不能居高临下俯视别人，就好像他给的东西是好的，别人不领情就是不知好歹。　　 把羊请到床上，人撵进圈里，人不舒服，羊也别扭。　　 正像丹巴庄园里这张铺了厚褥的床，比中军帅帐的简陋床铺舒服，可他不需要。　　 基于这种思考，刘承宗渐渐找到诀窍，在脑海中构建出自己接下来的战略。　　 对外的大方向，自然要拿下能征服的所有土地，但在战争中，对不同的地方贵族需要有轻重缓急。　　 对于归附自己的贵族，可以给他们适当权力，或用小刀割肉的手段，给其一夕安寝的希望。　　 但对于一方面筹备作战、一方面又希望议和的敌人，必须尽快将其整个家族连根拔起。　　 拖的时间越久，贵族的领民身上包袱与压力就越重，生活水平下降越明显，就越仇恨自己。　　 最后即使是想要解放奴隶的人，也会陷入被奴隶反对的窘境之中。　　 但如果下手够快，贵族们因为自己压在百姓身上的包袱还不够多，等战争结束，奴隶的私有财物与生命安全得到保护，变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刘承宗无声起身，解下毛毯给樊三郎盖上，转身迎着黑暗走向阳台。　　 天就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