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吕惠卿的这番动作令泾原路的章楶非常地被动而不满。　　 在朝中与官家对问策中，章楶非常清晰地讲述了自己来到陕西前线的总体策略：夺取天都山，扼守河西走廊，彻底封闭西夏能从西部泾原路方向南下入侵的可能，从而将其有可能的战线压缩回鄜延路一带。　　 之前大宋的被动就在于西北战线拉得过长，处处要守、路路要防，最终却总是被西夏玩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但是，章楶的这个计划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给泾原路争取四到五个月的时间，要能够在不引起西夏人强烈攻击倾向的条件下，在天都山脚成功建成一系列牢固的堡垒，便可基本完成了西线的封锁。　　 为了表示对章楶的信任，天子还给了他同时节制泾原、熙河、环庆三路军事行动的权力。而之所以这里面没有包括鄜延路，完全是因为此时的吕惠卿官品比他还高，但是恰恰就在鄜延路这里产生了意外。　　 因为吕惠卿他可不愿意等待这四五个月的时间，他急切地需要与西夏的军队展开对战，以谋求自己的政治规划路线。　　 在他迫不及待地展开了自己的袭扰战计划，随后被章楶急急地遣来信使责问的时候，他还十分完美地解释为：自己在东线展开进攻，恰恰可以在鄜延路吸引西夏人的注意力，就是在给章楶在泾原路的筑城来创造时间与机会呢！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章楶却是不会相信他的：商量好的战略规划你都不肯配合执行，还指望你能主动大公无私地为自己创造机会吗？　　 泾原路的难题在于，正对着的是西夏军事力量最强的南部军司，而且这里距离其首府兴庆府极近，那里还有更加强大的中央军事力量。　　 在两国边界线上，天都山的重要战略价值，西夏人比宋人更加明白。掌握了它，一方面可以护得自家心脏部位高枕无忧，另一方面便有机会随时整集大军，越葫芦河，入寇泾原路。所以在天都山，西夏人可以接受双方都不控制，但这个空隙位置一定得留在那里。　　 章楶现在要想在这里实施“深垒”战术，就唯有在完全确保西夏无力发起反攻的一个窗口时期，快速出动最大限度的民工民夫队伍，三下五除二地把天都山堡垒修建成功，然后再换上守城军队，将其守住。　　 天都山此城如若修成，西夏人的中路与西路之关键，将彻底掌握在大宋的手中。由此可见此战略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鄜延路那里的扰袭战就只是小打小闹，又或者随后的抵抗并不坚决与彻底，西夏人为此被吸引过去的大军迅速回师天都山的话，筑城中断、前功尽弃倒也算了，可民夫换成禁军防御的部署又不是两三天能完成转换的，再因此而被西夏人反攻打入泾原的话，那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鄜延路情况不明，章楶在天都山只能一半准备防御、一半精力筑城；可是，你不能全力筑城，就城就不太可能抢足时间修好，这个战略便就流产！　　 两难啊！　　 眼下，章楶根本就不再指望吕惠卿的诚实与配合，他唯有指望秦刚那里给他提供相对准确与可靠的情报。　　 与此同时，西夏的朝堂也在因为鄜延路的过份行动而争吵得不可开交！　　 西夏国的梁氏家族并非党项人，而是汉人，但这一家族依靠出了两任太后，先后把持了西夏国政近百年时间。　　 在荣华富贵的面前，恰恰就是因为自己是出身于汉人，而这梁家却成了整个西夏国内最最敌视宋朝的家族，是最强硬地对宋敌视政策的支持与倡导者，频频发动对宋战争。　　 第一任梁太后的经历极传奇，她自幼因天生丽质，容貌倾城，被西夏权臣没藏讹庞的儿子娶回家，是当时国主李谅祚的表嫂，但是她与李谅祚认识后便很快就勾搭成奸，然后便举报没藏氏谋反，将公公、丈夫的全族都被斩杀，然后便如愿以偿地再嫁给了李谅祚，之后又迅速设法赐死了原来的没藏皇后，让自己当上了皇后，生下了儿子李秉常。　　 而这李谅祚命寿太短，没活过二十一岁，七岁的李秉常继位，梁氏便成为了梁太后，任用自己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掌握了政权。　　 梁太后为了加强控制，便让儿子李秉常娶了梁乙埋的女儿小梁氏成为皇后，梁乙埋死后又让其儿子梁乙逋继任国相。　　 李秉常好不容易熬死了母亲梁太后，自己却没活过二十六岁，他三岁儿子的李乾顺继位后，又只能靠母亲小梁氏掌管朝政，这便成就了新一任梁太后，为方便称呼，便称小梁太后。　　 小梁太后对内非常生猛，就因为与亲哥国相梁乙逋相处不快，便联合大臣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将梁乙逋和其全家诛杀，独控了朝政大权。　　 但要论到对外、尤其是对宋的战争，这个小梁太后却是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尤其是三年多前进攻环州的那一次，不仅大败而归，自己都差点被俘。　　 而且这一次，鄜延路的吕惠卿一改以往宋朝边将保守忍让的风格，反而是不断主动挑衅、进而粗暴对待使者的交涉，这让小梁太后一党是可忍孰不可忍。　　 “南朝现在的这个吕经略自以为懂些兵事，便猖狂无比，如果这次不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看来是不会低头的。”如今的国相嵬名阿吴率先发言道。　　 他因为在力擒梁乙逋一事立功便取而代之。而且嵬名即是西夏的皇族，西夏的历任国主实际对内都不自姓李姓，而是改以嵬名称之，比如现在的李乾顺，自称嵬名乾顺。而小梁太后此次大义灭亲对着自己母族开刀，灭了梁乙逋全家，也算是赢得了嵬名家族的全力支持。　　 “老臣以为还是以和谈为主。”站出来反对出兵的是任礼部尚书的野利荣，“如今我朝连年用兵，民力疲乏。更何况近年以来，南朝因战事而屡停岁币，关闭榷场。臣窃以为，还是要遣使至东京，尽快与其议定疆界，双方罢免好战之人，恢复邦交，恢复岁币、蓄养民力才是。”　　 西夏贵族中还是有一些头脑不发热的人的，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国内丛生的各种矛盾，虽然并不同于大宋的那些迂腐的主和派，以野利荣代表的这些贵族，只是本能地认为，通过桌面上的和谈，还是能够从大宋这里索要到足够多的利益。　　 “野利尚书你是老糊涂了，邦交谈判是需要先在战场上把对方打痛了后再才可能谈到好处的。”目前知枢密院事的仁多保忠慷慨激昂地说道。　　 “老臣记得天仪治平二年【注：西夏年号，对应即元佑二年，1087年】，仁多将军率兵十万袭泾原镇戎军不利，倒是被南朝给打得损失惨重。最后还不是老臣派人在谈判桌上把米脂四寨给谈回来了吗？”野利荣的官位虽然目前比不了仁多保忠，但说话的气势一点也不弱。　　 “哼！彼时兵力不足耳。如今我大白高国在东部与南部各军司随时可以集起三十万大军，再加上临时调集，五十万大军只攻其一路，又岂是当年形势可比？”仁多保忠恨恨地说道。　　 “此次鄜延路是主动屡犯吾境，伤我民众，不可不加以惩戒！野利尚书所提的谈判，还是要在打过之后再去谈。”小梁太后不愿太多的争论，先行来定了调，又说，“还是先行将这次出兵的方略定下为好。”　　 “这次既然是鄜延路挑衅，自然是从银夏宥三州出兵，一举拿下绥德、保安，再把大军开到延安府城下，让那吕学士来签城下之盟。哎呀，这个时候，就要劳动野利老尚书出马啦！”仁多保忠这时也不忘揶揄野利荣一下。　　 “大军开往银夏的路途较远，而且这次既然是鄜延路主动挑衅，如果从那里攻击的话，南人定有防备。依本将之见，还不如从泾原路一线出击，这样大军集结之后，可以极快地从天都山出击，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兵部尚书嵬名济提出。　　 “你可知南朝现在派了谁去泾原路吗？就是章楶这个可恶的老头，你会认为他们没有防备吗？我们在泾原聚集部队，太容易被发现了。”嵬名阿吴提出反对意见，“银夏两州虽然远了一点，但恰恰因为经过旱海，人迹稀少，我们的大军易于掩盖行踪。这才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鄜延路的吕惠卿既然敢出击我们，说明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我们再冲上去，不是会正中其怀吗？”嵬名济不服气。　　 “吕惠卿不过就是一个读书人，之前的战绩从来没有听说过。充其量不过就是再一个在永乐城的徐禧第二罢了，正好可以让他这种空谈误国的书生，好好地让他领略我们大白高国勇士的战斗力。而泾原路的章楶，倒是一个不太好对付的硬骨头。两下相权，自然是打姓吕的更有把握。”嵬名阿吴的这个观点倒是令小梁太后有点认同，毕竟，之前在章楶手上吃的那个亏真是不小。　　 “吕惠卿未必是徐禧，这厮在知太原时就与左厢神勇军司交过手，我们可没有在他手上讨到过便宜。”枢密院提举翊卫司的嵬名善哩这时站出来支持了一下嵬名济。　　 “战争，哪能单一地只看一两点？”仁多保忠有点鄙夷这帮拖后腿的家伙，“我大夏南下有三条线路，还是以鄜延路这一线最为有利。因为一旦能够从这里突破，我们就可进一步威胁他们的凤翔州府等富庶之地，到那个时候，南朝皇帝要么就得答应我们更多的和谈条件，要么我们就索性放马南下痛痛快快地抢他们一回。”　　 “自古兵不厌诈，我们自己人都在从哪条路走争论不休，所以不妨几条线路上都可以放一点疑兵，好叫南人无从准备。”嵬名阿吴的这个观点倒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右厢朝顺军司刚出了一起通敌案，白池细封部的族长联络了泾原路的宋官，意图携族投宋，然后被他的三儿子举报到了官府，目前我们已经抓住这通宋的族长，并控制住了这支白池族，但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下官此时倒有一个提议：不如就让这三子冒充其父继续与泾原路宋人联络，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派极少的轻骑装作随细封的族兵，以归顺投奔为名，从泾原路南下进入宋境、再择机突袭破坏，定能搅乱宋人的部署。让他们看不清我们的部署。”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正统司的一个官员。　　 但是由于这个主意过于优秀，立刻又有人提出：为何不就索性改成大军紧跟其后，直接就从泾原路突破，从那里打过去，还可以包抄到环庆路与鄜延路的后路，就算不继续南下，就直接从东面兜一圈，这样的一场武装大劫掠的收获也会是不小的。　　 仁多保忠立即讥笑这种想法太想当然，所谓突袭，只能小股部队出其不意，大军调遣，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漏了。　　 在西夏朝廷对于攻宋战争的种种意见争执不下的同时，大宋朝堂中的争议之声同样也是热闹不止，只是与西夏的谋外不一样，大宋的争论之事，永远都是围绕着内斗开始的。　　 元佑元年，朝廷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管勾看详诉理所，专门用来听取在宋神宗时的熙宁与元丰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而获罪的命官等人申诉，诉理要求平反的案件。其处理原则非常简单粗暴：只是确认涉事者是旧党，要么是“事涉冤抑”、要么是“情可矜恕”，统统可以平反。　　 这哪是什么司法纠偏机构，纯粹就是一个党争工具。　　 所以，在章惇为代表的新党上台之后，诉理所并没有撤销，职能成为了追究绍圣之前的所有对新法有过不利言语官员的罪责。处理原则同样地简单粗暴：只要是旧党，统统都重新确认罪行打倒；只要对新法言语不利，全部抓取获罪。　　 担任看详官的安惇、蹇序辰，便以此为据，四处搜罗各个大臣曾经讲过的话、曾经写过的东西，还上书要求将元佑以来的奏章文书专门收集成册。实际上就是在这其中，进行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打击各种政治对手。　　 而经过诉理所的连续折腾，新党已经开始完全掌握了朝政，再也没有明确的台上政治对手，所以，在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便开始成为了朝争的主流。　　 首先是此时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极不认可章惇的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他对皇上表示担心：“诉理所如此操作，株连者众，恐失人心！”　　 而蔡京则是明面上附和着章惇，通过诉理所不断扩大冤狱范围，有时也从中捞取几个人拉拢成心腹，暗地里在努力培根自己的势力。　　 于是安惇在明处、蔡京在暗地里，被诉理所再度惩办的旧党达七八百家之多。此二人还联手炮制证据，诬陷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将谋废立，章惇乘势要求将司马光等已经去世之人的棺材挖出并进行鞭尸等处理，幸好赵煦还有一点理智，最终并没有答应。　　 而眼下这一次的朝堂争执，居然起源于一件对小人物的弹章：　　 七月，两浙转运使胡宗哲上书，弹劾原宣德郎秦观在处州被削秩落职期间，时常与地方僧人私会相聚，并借吟诗作词而发泄心中不满，同时还附上了秦观近期所作的一些诗词为证。　　 要说这宋代文人因诗词惹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秦观在处州已经十分地注意，尽可能不去过问外面的时事，而是躲在寺庙里，与众位方丈、禅师谈谈佛经，叙叙佛理，聊天多了，就借着这些超脱于尘世之外的话题写几首诗而已。　　 这诗词一事，多因文字精炼，还会有许多典故。而同样的典故，又在不同人的理解下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只要一经解释，这没有问题的也会被翻找出一堆的问题。　　 原本这类痛打“落水狗”的事情，章惇都是“见本就批”，毫不手软。只是，这次对于秦观，他记起了之前自己的堂兄章楶在去西北前所提的一个条件：　　 西北战事未结束、秦刚未曾离开前线之前，轻易不要去触动秦观。　　 当时西线事急，他也没有多想，直接也就应承了下来。想到这事，他也就顺手把这个弹劾给驳回去了。　　 却没想到胡宗哲因为银行的事情在秦刚手上吃了亏，记着这仇，就又从三司这条线把弹章递到了尚书右丞蔡卞那里。　　 蔡卞此时也是暗地里一直在与章惇较劲，尤其是在打击旧党的事情上，既然大家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是一致的，那就经常会相互指责对方的漏失或手软。所以在看到了这样一条“明明就可以借机继续惩治旧党成员”的弹劾，居然之前被驳了回来，当下便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质问。　　 章惇知道蔡卞的小心思，他也没有隐瞒，就是明白说出了当时章楶在去往西线时曾提过来的这个要求，并解释道：“当下总是西北须用人之际，质夫的意思还是需要尊重一下的。我驳了这个弹章，并非是觉得它不好，只是这个秦观也就是一个小人物，现在又是在处州这种破地方落职着了，现在不去动他，也算不上是给了他什么翻身的机会。”　　 蔡卞虽听了这个原因，但也是极不满意：“这质夫也是越老越糊涂了，西北打仗，那么多的将官兵士都不好用么？非要看重这个年纪轻轻的秦徐之。当初可以越格给他提拔了一个权发遣的知保安军，但是他去了保安这么久，按吕吉甫最近发来的战报奏章里所说的，却是数他那个地方的情况最不给力！”　　 章惇听着拿上递过来的吕惠卿的奏章，冷眼看了看，发现上面确是如此之讲，当下也没什么话好讲。　　 倒是一旁的蔡京却站了了出来道：“此弹章的弹劾对象是秦观，当就事论事。我记得这秦观在处州的监酒税一职已经削去，这帮旧党余孽闲着无所事事，难免是牢骚满腹。只是我也看了这胡宗哲所请奏的内容，还是功夫下得不够，里面所转述的内容，多有牵强之语。若是就以此而直接下了贬责之令，恐难服众。再加上章相之通盘考虑，莫不如就下旨令胡宗哲对秦观作些口头的训斥警告，既算是应了这弹章，也算是给了质夫的面子。”　　 此语甚得章惇之心意，便说：“还是元长考虑得周全，那就如你所言去办吧！”　　 蔡卞见自己的兄长居然站出来站在章惇一边，此事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也算是公然出来与他作对，心里知道蔡京是为自己一直并不是太支持他进入宰执行列而发泄不满。可是就因在这一点上，曾布一直拿着他们兄弟二人都身居高官而说事，如果他支持了蔡京，自己的位置也就危险了，这岂又可能呢？　　 其实，蔡京的真实想法除了这点之外，他也是存了心思想在秦刚身上投一点资源。　　 最近，他把秦刚前次和他讲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那套想法，重新进行了包装，写了若干个关爱孤老弃儿的提案奏章报上去后，甚得赵煦的赞许。　　 所以，对于秦观的这事。他既可以挺一把章惇，还可以恶心一下风光正好的弟弟，也顺手能给秦刚送去了一个人情，此三利之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而在此时，西北之地，吕惠卿、章楶发回的各种奏章中，虽然都对于今年西夏人可能要发起大规模攻击的情况作了反复的警告，但是政事堂里的诸位，却是都没有任何的重视。　　 原因也极简单，每一年中，凡是在边境的各路官员，比如此时的环庆路经略孙路、熙河路经略王文郁，哪个的奏章中不都在预警：若是不再给自己多些兵马、多些军资器械，西夏人就要从自己这里打进来啦！　　 这些地方，年年都在报敌人必侵，次次都是规模巨大，边境官员存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在朝堂这边，看得多了便看麻木了，这已经成为“狼来了”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