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8章
“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继位。 张居正被擢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正式进入内阁, 成为明王朝权力核心的一员。 但隆庆年间的内阁并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混乱,以至于首辅之位都时常易主。 徐阶被高拱取代后,张居正为次辅。 但在隆庆朝中后期,高拱与张居正的合作还是相对和谐的。 这主要是因为两人都怀有改革弊政的雄心, 且都具备强硬的政治手腕, 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张居正能够在如此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屹立不倒,并逐渐攀升至内阁次辅的地位,得益于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即使在阁臣之间争斗激烈,甚至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在朝堂上游刃有余, 这种圆滑和政治智慧,在专业的政客中也堪称一流。 比起高拱,张居正还要更工于心计。 但朝廷的权力格局,不允许长时间存在两个并驾齐驱的领导者。 因此,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必然有一人要退出权力的舞台。 由于隆庆皇帝对高拱怀有特殊的信任,张居正即便有心争夺也无从下手。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隆庆六年(1572年), 隆庆皇帝驾崩,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万历皇帝。 张居正看准时机, 联合宦官冯保和李太后成功排挤走高拱, 终于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 也开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十年!” “张居正他并不是百姓眼里的好人、好官, 但同样,他也不是完全的坏人。 他是一个复杂的官,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臣。 张居正作为首辅期间, 他的权力空前壮大, 甚至到了皇帝都不敢直呼其名的程度。” 有百姓忍不住吐槽起来, “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的权臣吗?” “而且他还贪污,要生在洪武帝时期,怕是已经被剥皮实草了吧?” “好人?好人能完成改革吗?!王安石变法最后成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没点逼数吗?” “能上名相榜,张居正肯定是有巨大贡献的。 但他又有权臣和贪墨的嫌疑, 也难怪苏上神要说他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 在百姓们的议论声中,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或许没有于谦那样高尚的品德,和力挽狂澜的伟大。 但从实际政治影响和作用来看, 他的贡献却更为深远和广泛。”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所推行的改革。 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便通过《论时政疏》初步展现了他的政治主张。 而在隆庆二年(1568年), 他又进一步呈上《陈六事疏》,以更为恳切和全面的建言,详细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及改革方案。 这份奏疏不仅标志着他改革思想的成熟, 也成为了他后续推行全面改革的初步蓝图。” “针对当时官场的积弊, 张居正主要提出了六条挽救时局的改革主张: 1、省议论:少言空谈,务实躬行; 2、振纲纪:整肃纪纲,严肃法章; 3、重诏令:令行禁止,重视效率; 4、核名实:整顿吏治,严明考核; 5、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民富民; 6、饬武备:整顿军备,加强国防。 尽管这些建议直击时弊,非常有针对性, 但在那时候,张居正的政治地位尚不足以支撑他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直到万历年间,他才获得了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但自从明朝建国开始,财政便一直是困扰大明朝的难题之一。” 看到这句话,老朱的嘴角不禁抽了一下,随后低声咕哝了一句:“怪我咯?” 旁边的马皇后冷不丁回了一句,“难道不是吗?” 顿时把老朱噎了个半死。 朱棣是非常认同这句话的, 所以这更加坚定了他东征倭国,抢占矿藏,打通海上贸易路线的决心。 朱由检苦笑着望着光幕,说道: “大明传承到我手上,可是经历了万般风雨。 而且到我手上时,它其实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破船了。” 视频里,苏治继续讲解道, “由于长期的抑商和禁海政策,明朝的财政状况一直令人堪忧。 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 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 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外敌步步紧逼,内部动荡不安, 国家已经真正处在了‘危急存亡之秋’。 可那时候的明朝政府, 除了张居正,根本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别说来解决它们了。 直到张居正担任首辅后, 他才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总结, 精准的概括出了当时的五大积弊: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张居正开始实施起了全面的改革。” “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维修,曰财用大匮!” 寇准跟着苏治的话轻声默念了一遍,随后忍不住叹息道: “这些,不也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着的难题吗?陛下、太后……唉……” 宋徽宗赵佶人忍不住轻声说道:“总结的很有道理,朕要把它记下来下来,算是留给我大宋后人的警训。” 秦始皇嬴政向李斯问道:“这些都记下来了吗?” 李斯回道:“都记下来了!这些,可都是来自后世的宝贵经验教训啊!” 视频继续播放, “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大致分为前后五年,两个阶段。 前五年: 张居正的主要目标,是使改革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他改革的重心,是从政治上加强集权、整顿官吏。 以‘尊主权,课吏治,行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为方针, 创造性地提出了‘考成法’, 即严格考察官员们的工作, 并要求官员定期向内阁报告工作情况。 有效地提高了内阁实权,并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后五年, 他的目标在于富国安民, 主要措施是清丈全国田亩并推行‘一条鞭法’, 并改变赋税制度, 厚商利农,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