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坐在这里听了一些人的发言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才发觉，吴川其实说的没错，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很肤浅的，毕竟在1911年革命爆发之前中国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无产阶级阶层出现，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去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　　 李升可、俆景魁、吴泰、方兆国四人对于革命事业空有热情，但是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大约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表面上的口号。柴好、蒋艺舟二人则是在办公室内坐的太久了，完全脱离了群众，除了背上几句干巴巴的语录外，并没有发表出关于自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认识的多少见解。朱和中、宋云桐两人的言论倒是尚可一听，只是…　　 “…没有土地的公有制度，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不可能为军队输送合格的士兵。说句难听点的话，就算是封建王朝时代，自耕农也是军队征召士兵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当前的革命委员会来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子弟，要比自耕农家庭的子弟更有革命的觉悟和保家卫国的勇气…”　　 “…建立以公有制度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考虑目前中国的现实问题。老实说，如果没有吴主席从国外借来的大量借款，和外国资本家的大量投资，东三省的经济建设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　　 就好比朱委员说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果没有大量的化肥和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农具，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可能如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的。　　 今年我们一共生产了37万吨化肥，其中一半以上的硝石矿石、磷矿石来自于海外，硝石主要来自于智利，鸟粪石来自于秘鲁和南海，磷矿石则来自于印度洋上的圣诞岛。按照每公斤化肥增产5公斤粮食计算，化肥带来的粮食增产至少为185万吨。　　 而拖拉机更是国营农场必不可少的农业机械，一个全劳动力加上畜力，累死累活也不过能耕作40亩地，但是一个全劳动力加上拖拉机就能耕作400亩土地，如果再加上其他机械化农具，则一个全劳动力可以耕作2000亩土地。　　 40亩玉米地大约能够产出8000斤玉米，400亩玉米地就是8万斤玉米，2000亩玉米地就是40万斤玉米。按照今年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下发的标准，要使人均年粮食消耗量达到350公斤的标准，那么按照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一个人可以养活11.4个人；按照半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养活114人；按照全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则可以养活570人。4　　 如果再加上化肥、农药、电力灌溉带来的增产效果，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养活的人就更多了。所以，我是坚决支持打倒过去以私有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应当承认当前中国落后生产力的现实，假如我们把公有制推行到社会各个阶层，完全消灭了私有制经济的话，那么同样会反过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准。　　 现阶段，我们还是需要资本家为我们提供资本和工作岗位的…”1　　 按照斯维尔德洛夫的看法，朱和中想要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红色军国主义，宋云桐则是想要停留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阶段，搞国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12　　 不过对于吴川来说，和其他人相比，朱和中同宋云桐两人至少还是从部门利益出发，真正的去研究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总算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就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位至少要比那些只会抱着书本引用语录的党员，要更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正是一位革命者首先要完成的思想觉悟，先不管他的主观能动性是否用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至少是向社会实践踏出了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点主观能动性，最终不过是造就了一群红色官僚而已。　　 而且，在开会之前吴川已经声明，今日这场非正式会议是为了讨论党的未来前途，在这样的会议上只是一味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句，不谈自己的看法。要么他们的脑子里空空如也，要么就是对党不够忠诚。4　　 因此在听完了各位委员的发言之后，吴川就闪过了一个念头，也许明年的换届选举，应当让一些人去地方上接触一下人间烟火了，否则党内的官僚主义就要蔓延开了。1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不过吴川脸上却一点都没有表示出来，他把视线转向了斯维尔德洛夫，这位对着他微微摇头，显然是认为自己不适合在这个场合发表言论。吴川也就对其微微颔首，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　　 再瞧了一圈众人的神情之后，吴川这才清了清喉咙说道：“各位同志的发言我觉得都很不错，召开这样的会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坐在一起畅所欲言。如果我们这些人之间都不能够互相交心的话，又如何去团结广大的党员呢？”7　　 吴川的话语，算是让各位委员们又放松了不少，大家开始能够平静的等待着吴川接下去的总结言论了，对他们来说这才是今日会议的重点议程。　　 吴川也没有再和各位委员绕圈子，接下来便直接切入了今日会议的主题说道：“在谈到党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之前，我觉得至少我们应当先总结一下过去党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　　 过去之所以不准党内讨论这些内容，是因为我认为过去党还没有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我们还没有稳固住东三省这个基本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自然谈不到什么成绩和经验教训。我不希望我们是第二个太平天国，打下了南京就开始封功行赏，结果就是整个太平天国的上层失去了进取心，内部争权夺利搞的四分五裂，最终被反动势力翻了盘。　　 不过去年我们在山东和朝鲜击败了日本人，又消灭了和日本人勾结的张勋的辫子军，不管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在国内取得了一个较大的优势。只要我们不动手，各地的军阀短时间内是不敢主动来进攻我们的了。　　 而欧洲大战的爆发，又给了我们一个全力发展经济的机遇期。海外的订单源源不断，不仅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也给了我们一个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机会。就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发展势头来看，这场欧洲大战至少为我们节约了10年以上的发展时间。　　 资本家为了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和进一步压榨出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不惜向我国转移了大量的技术和资本。从这一点来看，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无可救药的。　　 因此，现在我们倒是可以宣布一下，我们的革命至少完成了第一步，打倒了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并建立起了一个革命政权。　　 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初步成果，我认为这同我们做到了以下这几点是分不开的。首先，我们建立了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没有这样一个政党把革命力量团结到一起，我们就不能牢牢的抓住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　　 而没有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即便我们推翻了满清政府，我们也无法建立起一个代表着人民普遍利益的革命政权。如南京临时政府为北洋政府所取代，革命志士之后便被各地的反动势力所捕杀，就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无疑就是把屠刀交到了反动势力的手中。那样不仅人民的利益将会被反动派们所践踏，就是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所以坚持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是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其次，有了党的组织之后，并不代表反动势力会自动下台，革命会自动成功。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响应革命的号召，那么革命还是要失败的。南方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孙文等人发起二次革命的原因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宋教仁被刺杀一案显然是袁世凯下的手。宋教仁为什么会被刺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这显然触犯到了北洋反动势力的要害，为了争权夺利袁世凯就派人暗杀了宋。　　 但是，人民并不理解，在宋案没有大白天下的时候，国民党为什么要立刻发动暴力革命，而不是进行司法抗争。虽然理屈的是袁世凯政府，但是国民党所号召的二次革命并没有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响应。　　 所以，革命成功的次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合乎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革命理念。那么能够号召起当前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响应的革命理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