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华公使埃斯顿爵士对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颜惠庆反问无言以对，除了北京政府之外，他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对象了。因为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几乎都是背离了国际条约的。　　 如果说的再直白一些，共和党人根本就没尊重过所谓的国际秩序，他们总是把过去满清签订的条约视为一种历史文物而不是现行的秩序。　　 特别是那个共和党的领袖吴川，按照朱尔典的说法，那个他还没有见过的中国人，把条约视为一种力的角逐平衡，当力的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应当重新签署一份新的平衡后的秩序，而不是试图继续用旧的已经被破坏的平衡来约束新的平衡。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去自然是被英国外交官所推崇的，因为过去的英国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世界，世界应当适应强大的英国，而不是英国去适应世界。所以为了让英国不至于毁坏这个世界，就需要一种条约来确立英国对于世界的统治。　　 但只要见过凡尔登战场和索姆河战场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尸体，那么埃斯顿爵士认为英国人就应当知道那个战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阿富汗战场上和巴黎和会上所遭遇到的对于英法统治世界权力提出的挑战，那么英国人就知道，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快速崩溃。　　 在来中国之前，埃斯顿爵士一直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印度大陆而已，虽然这里人口众多，但是在英国外交和武力的压制下，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干的更加出色。也许英国统治世界的秩序正在崩坏，但他觉得至少不会明天就出现崩坏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埃斯顿爵士承认自己过去对于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印度只能说是数百个土邦联合起来的大陆，那么中国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看起来，还有许多拥兵自立的军头。　　 可是这个国家的文字是统一的，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度量衡也是接近统一的，货币也是统一的，哪怕各地中国人的口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之间还是可以交流的，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才是真正的外人。　　 这和印度不同，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外国人在印度不会被视为外人，而是被视为刹帝利阶层。但是在中国，哪怕一名欧洲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也不会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这也就意味着欧洲人在中国始终都是少数派，而不能像在印度那样，在融入印度社会后，就能获得那些底层印度人的效忠。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证明了，过去欧洲在世界各地采取的那种殖民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也许可以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给自己以优待，但一旦到了中国内部矛盾爆发的时候，他们这些外人就会首先成为中国人的攻击对象。　　 是以，朱尔典为代表的驻华外交官们，研究出了一套在中国的特殊殖民方式，就是通过扶植中国的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压制住民间自发的排外运动，然后再通过金融上的控制汲取中国的财富，并控制住中央政府。　　 不管是满清还是之后的袁世凯政府，都没有逃脱英国人的控制。但是朱尔典很坦白的告诉埃斯顿爵士，“共和党是个例外，我们既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压垮他们，日本已经试过两次了。也不能采用金融和商业的方式去控制他们，因为美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位置。　　 不过在我看来，美国人和德国人虽然抢走了我们的位置，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场战争给了共和党一个摆脱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机会，而共和党也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因此，现在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共和党经济命脉的机会。现在的满洲地区就像是上个世纪兴旺起来的西里西亚或是鲁尔区，除非这一地区来上一次日俄战争规模的战争，否则就不能打断满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假如要让我来形容满洲地区对于中国的意义，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普鲁士王国对于德意志的意义。而共和党，更像是中国的霍亨索伦王室。依赖于满洲工业化建设形成的强大实力，共和党正将他们的意志从满洲向着关内扩张。想要打断这种新兴力量的扩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周边同盟。　　 但是很遗憾，除了日本之外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帮手了。更糟糕的是，现在的日本似乎也失去了同共和党正面交锋的兴趣。他们现在对于没有力量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更感兴趣。”　　 埃斯顿爵士最终也只能对着颜惠庆表达自己的愤怒，并在双方的外交关系提升上做一点文章。和那些待在亚洲许多年都没有回国的英国同僚相比，埃斯顿爵士对于这场大战对于英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清醒的。毕竟他不是在远离战场的东亚看着报纸了解这场战争，而是待在了缺衣少食，整天担心德国人飞艇过来丢炸弹的英伦三岛上和欧洲的战场上，直面的战争。　　 因此埃斯顿爵士比这些在中国的同僚更加的清楚，现在的英国几乎就剩下了一个战胜国的躯壳。看起来，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大英帝国，但是不少英国上层人士都心知肚明，英国除了战胜国的名义之外，其实并没有得到其他东西。　　 虽然英国把德国的殖民地大多划到了自己名下，但是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本来就是被英法挑剩下的，因此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意义不大，英国人也没什么兴趣去开发这些地理位置太差的殖民地。　　 而在赔偿方面，哪怕是照着协约国最初的赔偿约定，德国人也难以支付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掉的财富。战前在全球投资超过40亿英镑的英国，现在在海外的投资已经跌落到10亿英镑以下了，而英国对于海外的欠债，则从几乎是零，一路升到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数额。　　 当然，如果能够收回英国对协约国的战争借款，那么英国的损失至少不会有现在这么大。可惜的是，战前颇为富裕的法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穷光蛋，而俄国则是彻底崩坏了。至于其他欧洲小国，想要让他们还钱，和逼迫他们投向布尔什维主义也没差别了。　　 战后号称全球第四列强的意大利，现在国内几乎已经快变成工人组织和法西斯组织的战场了。这个时候再让意大利政府归还英国的债务，估计明天意大利国王也要任命一个共产党来组阁了。德皇令人厌恶的一点就在于这里，他给欧洲各国开了个坏头，想要赖掉对外债务，那就宣布支持社会主义，然后为了稳定德国不彻底变红，协约国就不得不对德国做出重大的让步。　　 以英法对于意大利人的了解，意大利国王未尝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免除意大利的对外债务和平息国内的工人运动。有德共的先例在，既然他们没有杀戮资本家和皇帝，那么就说明共产党也是可以被驯化的，如果只是给予共产党执政的权力，而不是给予他们革命的权力，那么欧洲的国王和资本家倒是不害怕的。　　 因此，对于现在的伦敦来说，保住英国战胜国的这张虎皮还是很有好处的。千万不能让人把这张虎皮捅破了，那么就会如现在在阿富汗进退两难的英印军队一样，让世界各地的英国殖民地爆发对英国殖民权力的挑战。　　 埃斯顿爵士一点都不想同共和党玩勇敢者的游戏，真要让共和党戳破了大英帝国的虚弱，英国在华的特殊利益就真的堪忧了。虽然他现在也在同颜惠庆商议，中英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特权问题，但这不过是为了做给外界看的，在各国都在同中国重新外交谈判的时候，英国总不能把自己抛在一边，然后让世界各国民众指责自己并不想维护和平吧。　　 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埃斯顿爵士试图在北京把革命军南下安徽、汉口的影响削弱到最小的时候，那边汉口的英租界又爆发了一件促使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失利，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汉口被开辟为新的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人同湖广总督官文立约，租下汉口458亩零80弓地，这就是汉口第一个租界。之后汉口又陆续建了俄国租界、法国租界、德国租界、日本租界和比利时租界，其中比利时租界因为靠近火车站等要地被张之洞赎回，于是汉口就剩下了五国租界。　　 一战爆发后，随着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中国政府就收回了汉口德国租界，虽然当时汉口英国领事试图让荷兰代管德国租界，但是被中国政府拒绝，于是德国租界就变成了汉口第一特别区。　　 在高尔察克政府覆亡之后，共和党就开始督促北京政府收回各地的俄国租界，在吴川看来俄罗斯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而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苏维埃俄国，因此这个时候收回租界，几乎不会遭到什么实质性的抗议。但是显然北京政府中的国民党和北洋系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协约国没有承认俄罗斯帝国不存在之前，俄罗斯帝国就还是协约国的一份子，这个时候要求盟国交出租界，显然是有失道义，也是违背了协约国内部的约定的。　　 但是，任何一个外国租界周边的中国居民，对于租界内外国人平日里的蛮横霸道，早就已经不耐烦了。英国租界内的印度巡捕、法国租界内的安南巡捕和日本租界内的日本巡捕，不仅在租界内执法，法还常常超出租界范围执法。特别是日本租界内的浪人和军人，最为蛮横无理，对于租界附近的中国人不仅进行骚扰，还常有不给钱坐黄包车的事情发生，并对讨要车钱的车夫大打出手。　　 辛亥革命时，几名日本士兵就因为一名中国车夫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而对其大打出手，一度闹出了外交纠纷。还有日本士兵公然窥探中国军队军情，被抓住后，日本租界驻军不仅不道歉还要追究中国军队责任的。　　 因此在革命军抵达汉口之后，汉口市民和学生们就开始集会和游行，一方面欢迎革命军南下，一方面则是希望革命能够收回汉口各国租界，就如收回天津租界一样。　　 进驻汉口的是邓振镛、张富安部，进驻安徽的是张孝准、王天培。武汉当地的共和党组织较为完善，有着陈澄、董用威、林祥谦一大批学生和工人结合的党员，安徽地方的党组织就比较差一些，最终耿谨文请了陈独秀回安徽组织善后事务。陈独秀南下时，顺便带上了几个他自己发展入党的学生，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做张国焘。　　 12月25日，几名日本浪人对于中国学生在街头集会发表的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演讲感到不满，他们试图阻止学生演讲并撕毁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于是便激怒了围观的市民。在混战中，一名日本人逃入了附近的英国租界，叫出了一队英国巡捕解救自己的同伴，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市民同英国巡捕的冲突，这一天2名日本人和3名中国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轻伤。　　 原本还比较克制没有进驻汉口市中心的革命军，在武汉当地共和党分部的请求下，一边派人进驻英租界及日租界外围，一边向英日租界提出了交涉。　　 日本汉口领事很快选择向革命军服软，表示会对闹事的日本浪人进行处罚，但拒绝把日本浪人交给中国法庭审判。但是英国汉口领事不仅拒绝了革命军和共和党的交涉，还表示英国巡捕有权维持治安，不管是在租界内或租界外。　　 革命军和英租界的关系顿时紧张了起来。26日到29日，汉口、武昌各界群众分别举行了20万人和10万人的反英声讨大会，会上群众一致要求：实施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　　 1920年1月1日，九江市民声援武汉人民，并也提出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提议。惹出事端的日本人观望着局势，禁止日本人外出，因此中国各地发起的群众运动几乎都指向了英国人，这让中英关系陡然紧张了起来。英国驻华公使埃斯顿爵士虽然知道此时激怒中国人的反英情绪是不妥当的，但是他的在华同僚并不了解这一点，反而把他试图缓和局势的言词当成了软弱。　　 埃斯顿爵士这才意识到，和北方经常同共和党接触的这些同僚相比，南方的那些英国外交官真把欧洲战争的胜利当成了英国的胜利，因此他们觉得现在可以不必再对中国人有所忍耐，而可以给中国人一些教训了。这种心态和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的英印政府官员是一样的，他不得不派出麻克瑞南下汉口处理这件事务。　　 不过就在麻克瑞刚上火车的这天下午，共和党武汉支部的宣传队在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发表反英宣传，英租界当局再次突破了底限，下令水兵上岸驱逐江汉关前的市民。英国水兵使用了刺刀，戳上了10余名群众，然后革命军就赶到了。　　 因为现场群众太多，革命军没敢动用枪械，英国水兵和革命军对峙了一阵就退回租界了。但是很快邓振镛带着装甲团就赶到了现场，疏散现场群众后，邓振镛向英租界发出通牒要求1个小时内所有英国水兵交出武器走出租界，否则他就要下令进攻租界。　　 汉口英国领事和租界工部局董事看到革命军出动的坦克和装甲车，才知道对方是和自己来真的。英国领事一边向革命军回话，表示租界受国际法保护，进攻租界就是向英国宣战；一边则下令江中的英国军舰卸下炮衣，试图威胁革命军。　　 邓振镛没有理睬英国人的恐吓，而是一边下令共和党武汉支部疏散汉口市民，一边下令驻扎在汉口附近的军队包围汉口，准备交战。一个小时之后，一队飞机飞临汉口上空，邓振镛当即下令军队以装甲团为前驱进入英租界保护侨民，逮捕武装匪徒。　　 日本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江对面武昌城内的徐树铮都默默的注视着汉口英租界，一是看英国人究竟敢不敢开炮；二是看革命军到底是做秀还是来真格的。　　 很快，他们就看到，英国水兵向着岸边的军舰逃亡而去，拦在英租界路口的巡捕撤回了巡捕房，徐树铮接到了英国汉口领事的来电，通知他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