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吴川的预料，英国和法国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能对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给予还击，确实是因为这场大战戳破了帝国主义外在的坚硬外壳，露出了柔软的腹部。　　 凡尔登战役能够坚守，不仅仅是依赖于法国士兵的爱国精神，同样也是因为法国统帅部实施的机枪督战纪律，无法后撤的法军士兵，只能在地狱般的前线和德军士兵一起生存下去，这也是凡尔登战役的局部作战是本次大战中最为残酷的战斗。　　 可以说，法军虽然最终守住了凡尔登要塞，但是法军士兵们对于法军军官们的不满也是与日俱增，这种军队中出现的大规模不满情绪，正让法国统帅部感到惊恐不已。在这种时刻，法国政府那里还能顾得上远东的一个租界问题和俄国人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法国的政治精英们都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控制住军队，防止出现一次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革命。　　 至于英国军队，并不比法国人好多少，只是有着一道海峡的相隔，英军的低落情绪传不会国内，所以看起来英国政府还能毕竟安稳的继续将大战坚持下去。　　 但是英国军队最高统帅部比法国人行动的更早更快，为了稳定军心，迫使军队死守战壕，英军最高统帅部强化了行刑队的执法，只要是开小差的士兵一律被判处死刑，而且是当场执行，丝毫没有上诉的机会。　　 这一条款针对的不仅仅是殖民地士兵和新兵，同样也覆盖着英国NDTA=本土士兵和那些老兵。比如二等兵哈里.法，一战期间自愿加入西约克郡团，在西线服役将近两年，因为弹震症入院5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前线部队。　　 不过他的病症随着回到前线重新加重，甚至得了恐战症。1916年9月17日，他打了病假报告拒绝出现在自己的哨位上，但是上级不仅拒绝了他的病假请求，还将他安排进了敢死队。哈里.法因为拒绝这一命令，立刻被送上了军事法院，于10月18日被执行枪决。　　 英法政府正通过这种高压的战场纪律，维持着摇摇欲坠的军队士气。因此在这个时候，他们既不能让俄国和德国媾和，也不能让美国远离协约国，甚至于对于中国人的冒犯，也要低着头忍受了。　　 对于美国来说，美英关系一直都是美国独立以来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外交关系，几乎可以说美英外交在大部分时间都是高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外交的。　　 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联系从独立期间的恶化到20世纪初的缓和，再因为英日同盟而恶化，接着又因为英德关系的恶化而缓和，始终就是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不过随着欧洲大战耗尽了老欧洲列强的元气后，美国人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发号施令的念头也就蠢蠢欲动了。　　 大战开始了半年，德国迅速占领法国的计划失败时，眼看着战争将要向长期化发展，美国的政治精英认为这正是美国出面调解欧洲战争的最好时机，即可以保持欧洲两大集团的对峙，又能提高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　　 不过受威尔逊总统前往欧洲调停的豪斯上校，在1915年不过是得到了一堆敷衍之语，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觉得自己还有胜利的希望，也不承认美国有居中调停的国际地位，因此豪斯上校只能两手空空的回到了华盛顿。　　 1916年初，威尔逊总统再次派出了豪斯上校出使欧洲，鉴于上一年度的战争结果，英国人的态度终于有所软化，格雷子爵同豪斯于2月22日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但是这个备完录很快就被格雷放进了冷藏室内，并没有提交给内阁进行讨论实施。　　 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多次询问格雷，调停欧洲战争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都被格雷子爵所婉言谢绝了。但是到了9、10月份，随着革命委员会挑起的这一系列事端，格雷子爵终于对美国调停欧洲的设想展现出了几分善意。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威尔逊总统却又认为，当下的世界格局已经和年初有所不同，之前建立在英美合作上的调停欧洲政策，未必还适合于当下。因此他要求豪斯上校暂时搁置对于调停欧洲战争的探讨，先和英国驻美大使解决了东亚的一揽子问题再说。　　 此时的英美关系比起年初已经大步后退了武北北汉成，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斯普林.莱斯致信给格雷子爵就写道：“就政治而言，这里的形势没有向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改善。国会在频繁地召开会议猛烈地批评我们的贸易政策…对德国的仇恨已经减少了，而反对英国的情绪已经增加。”　　 而4月份爱尔兰爆发的复活节起义被英国政府残酷镇压，引起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抗议。7月18日英国政府公布的一份黑名单，将87家美国公司纳入其中，禁止英国臣民同这些美国公司进行贸易。　　 这些英美之间的冲突都极大的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怒，现在再加上中国人给美国送上的争端，使得美国民众发现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国还有一个能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小弟，美国民众自然也就不自觉的转向了支持中国的主张，以此来羞辱英国人和协约国集团了。　　 为了阻止中国人在远东的继续冒险，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挑起一场中俄之间的战争冲突，从而完全破坏东亚的国际秩序，再加上美国对于英国立场的远离姿态，都不得不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莱斯大使发出了新的指令，要求其拉回美国政府的立场，在英美协调的基础上解决东亚一揽子问题，恢复东亚国际秩序的稳定局面。　　 10月5日，豪斯上校和莱斯大使经过了将近一天的闭门会谈，双方终于决定召集英、美、荷、中四国代表讨论纳土纳群岛的归属和荷兰殖民地的起义事件。而豪斯上校也向莱斯大使保证，一旦纳土纳群岛的归属问题获得解决，那么美国政府将会协助调停荷兰殖民地起义、天津事件及中俄之间争端的一系列问题。　　 10月15日，英、美、荷、中四国代表在华盛顿第一次召开荷兰东印度群岛事务的会议，作为中方代表的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及头等参赞杨安平。　　 杨安平也是作为革命委员会驻美的头号代表，在参加这场国际会议之前，杨安平先向顾维钧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并向其声明道：“顾先生，这次会议探讨的底限就在上面，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底限上做出任何让步，希望您能够记住这一点。”　　 能够参加这样一场国际会议，以近乎平等的地位同英美交涉国际问题，对于顾维钧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令他觉得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刻。在这一刻他并不愿意受到什么人的牵制，他认为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已经足以保卫住国家的利益了。　　 因此在一眼扫过了备忘录上的文字后，顾维钧不免有些不悦的向杨安平说道：“这是直接面对英美的外交交涉，以我们现在的国力，至多只能在现有的国际条约基础上争取一个尽可能好的结果。这种擅自定下底限，而不顾实际状况的备忘录，并不能保卫国家的利益，只会被列强轻视我们的自大而已…”　　 杨安平注视着对方许久，才平静的说道：“顾先生，在对国际法的研究上，我肯定是远远不及阁下的。但是我希望您能明白，这是我们革命委员会创造出来的机会，自然就应当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处理，如果您不能接受，那么倒不如干脆称病退出会议。”　　 顾维钧终于有些愤怒了，他盯着杨安平的双眼说道：“我可是中华民国正式派出的驻美公使，你有什么权力让我退出这样的外交会议？难道革命委员会现在已经脱离中华民国了吗？”　　 杨安平不以为然的微笑着回道：“如果指望中华民国收回这些被列强窃取的权利，那么又何必我们如此努力。五年前中华民国成立时，可没有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提出过任何异议。我们之所以不愿意让顾先生自由发挥，就是不愿意让你们再挥霍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才创造出来的机会。”　　 顾维钧虽然心里怒气满腹，但对于杨安平的理由却无一词可以反驳，因为中华民国的外交从成立之时就是一笔烂账。南京国民政府也好，北京政府也好，为了尽快获得列强的认可，都在第一时间接受了满清遗留下来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只有革命委员会始终保持着异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指责革命委员会想要越俎代庖，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他在房间内来回走动，思考了许久，终于态度有所软化的向杨安平说道：“我可以尽力去完成备完录上的要求，但是你们也不能完全固执己见，国际问题不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就能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内部出现了矛盾，不是更让列强看破了我们的手脚吗…”　　 杨安平沉默了许久方才回道：“这份备完录的底限是不可以打破的，哪怕因此谈判破裂也要坚持到底，而且现在最为担心谈判破裂的可不是我们。至于我们内部出现矛盾，只要您不违背备完录的限制，那么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　　 在北洋政府内部，顾维钧可以用成篇累牍的国际法条文去说服那些军人和政客，但是对于一个油盐不进的榆木脑袋，他却也是束手无策。不管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还是不希望让杨安平把这场国际会议变为一场灾难，最终他还是向对方妥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