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合肥郊外正是桃花盛开，油菜花黄的时候，从蚌埠赶来的张国焘等几人却无暇关注这些美景，他们正在合肥东郊的军营中正对着一群安徽军人进行讲话。　　 得到了王亚樵送来的情报后，张国焘就联合了在蚌埠的北大同学去说服了陈独秀。在地方士绅操纵的社会舆论的攻击下，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没有了刚回安徽时的那种意气风发，虽然有着想要改变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对地方士绅抱有的进步期待，使得他陷入了当前的困境。　　 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少数几位独立的接触社会主义并抱有同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陈独秀从日本转述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使得他更加倾向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主义则抱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哪怕在回国后加入了共和党，陈独秀也依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上，他认同共产主义只会出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论断。因此，陈独秀也是吴川主要的理论支持者，毕竟吴川现在遵循的就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当然双方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吴川虽然认为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但是吴川主张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控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而陈独秀则认为应当对资本主义不做限制，无产阶级应当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然后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拿回来。　　 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比例太少，因此无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法国巴黎公社的运动，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在初期并没有能力完成革。反过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表明，进步的乡绅是能够转变为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们能够转化为资产阶级。　　 因此，陈独秀主张，中国应当先完成一场类似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应当是那些各地投资实业的进步乡绅，也可被称之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论断，那个时候才是工人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　　 此次他被任命为安徽革命委员会主席时，陈独秀就想要证明自己的二次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被某人批评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为国内自发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者，陈独秀在知识青年中的声望还是相当高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倾向于社会主义，也承认吴川是国内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但是对于吴川尊列宁为革命导师却是不以为然的。　　 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为了寻找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不管什么主义都会拿来试一试，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理论派系的开创者，俄国过激主义只是欧洲社会主义中一条不起眼的支流，而列宁的理论甚至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俄国过激主义的唯一旗帜。　　 在吴川打着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东北开创了一片试验田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希望引入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树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旗帜，而不是依附于一个不能得到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俄国人所创造的革命理论，这显然会削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　　 而在某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知识知界虽然承认吴川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但并不希望吴川成为中国革命理论的解释者。毕竟吴川不是孙中山，孙中山虽然享有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但是孙一个人可撑不起三民主义的实践，而吴川这边几乎把革命实践都完成了，如果不能把革命理论的解释权抢过来，大家以后岂不是真的不用说话了么。　　 按照传统的社会伦理，皇帝掌握法统，那么读书人就应当掌握道统，这样才能对皇权进行牵制。大清皇帝不要脸的把法统和道统的解释权都拿到了手里，结果就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来临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在东北的高速发展下，其他理论已经无法动摇共和党的统治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显学，知识分子们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支持。　　 所以此次陈独秀回安徽老家时，并不以为这是一个会令自己陷入困境的任务，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他觉得安徽地方士绅应当会有所转变，他们应当欣喜的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才对。毕竟在他看来，共和党统一全国之势已经不可抵挡，因此这些士绅早一天投向共和党，才能在新时代占据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很显然，中国的乡绅们要比英国的乡绅顽固保守的多，不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什么都好说，想要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哪怕是螳臂当车，他们也是要试一试的。　　 推动安徽的资产阶级主动革命试验到此宣告结束，陈独秀也非常的恼火，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原局对安徽的土地改革及社会变革提出了批评之余，党中央政治局也正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让陈独秀继续回北京教书，然后调辽宁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榕南下，把南方局从上海迁移到安徽，然后重新整理南方各省的各项事务。　　 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接受了张国焘等学生的意见，在离开之前至少要先洗刷六安暴动和自己的关系。六安事件只能是土匪攻城，而不是什么农民对于土地改革不满的暴动，否则不仅他在安徽的革命理论实践失败，就连他们提出的理论都要被视为一种完全错误的革命理论了。　　 革命实践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要是革命理论被论证是错误的，那么就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陈独秀现在并不代表自己，在他身后还有着许多同志的支持呢，他总不能让身后的这些同志也跟着他一起背上这口黑锅吧。共和党可不是组织涣散的国民党，偏离了党的路线的同志是很难再回到党的政治中心去的。　　 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张国焘就完成了王亚樵的拜托，虽然政治保卫局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没有得到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同意，他们就不能自行做出决定，至于夏阳是挂着党的中央委员的头衔，他是可以用党的中央委员的名义行使政治保卫局的权力的，但也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预先的报告。　　 不过张国焘并不满足于此，王亚樵能做的也就是澄清六安事件并不是什么农民暴动，再抓捕几个和土匪勾结的安徽官员而已，陈独秀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安徽依旧毫无成绩可言，在张榕南下和陈独秀交接之前，他需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成绩，以表明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被安徽的土豪劣绅所愚弄。　　 因此，在王亚樵控制了驻扎合肥郊外的一支安徽本地军队后，张国焘就立刻从蚌埠赶了过来，他要利用这支安徽本地的军队发起一次真正的革命肃反行动。当前安徽的军政权力，理论上都归安徽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以革命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赶来，自然是可以对于这支安徽本地武装进行调动的。　　 在军营里，张国焘对着台下的上千陌生士兵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胆怯的意思，不仅仅在于这些士兵被解除了武装，看起来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也在于他从小就经历过不少暴动的场面，胆子自然也就大了许多。　　 1906年江西洪江会暴动，他还只是个小学生，为了逃离县城和两名同学结伴走去了乡里，差点就被暴动的会党试了刀。1911年辛亥革命，他也经历过，并主动联合族内的年轻人剪去了鞭子。　　 1916年投考北大之前，张国焘在上海就同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更是熟悉了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者性格。因此在他看来，面前的千余被缴械士兵根本算不得什么威胁，想想吴川主席当初单枪匹马回国，在东北掀起的大革命，他就忍不住心向往之，认为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家风范。　　 因此台下的这千余士兵，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有待他去唤醒的革命同路人，站在军营操场上的点将台，张国焘就着扩音器向着士兵们说道：“士兵同志们，我叫张国焘，是受安徽革命委员会主席陈独秀同志委托，过来审查军队同土匪勾结的案件的。当然，我相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和这个案子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因为这起案子并不单单是一个出卖枪械的案子，而是反动势力对于劳工阶层及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动。　　 那些反动士绅在报纸上为攻击六安县城的土匪辩护说，他们原本都是些良民，因为土地改革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使得这些良民变成了暴民，才有了这一场六安之兵灾。然而土地改革并不是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而是要从大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交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我相信，分到了土地的农民是不可能成为暴民的，那么那些所谓的良民是什么人？是那些从来也不会下地种田的老爷们，是那些不劳动反而要拿走农民大多数产出的老爷们，是可以花几十上百大洋购买枪支的老爷们。老爷们买了枪支做什么？一是恐吓农民为自己劳动，二就是抵抗革命委员会夺走他们的土地，这就是良民变为暴民的故事。　　 那么士兵同志们，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家里有几亩田？革命委员会拿走过你们的土地吗？”　　 台下的士兵们不由互相交头接耳了起来，这个时代是好男不当兵的时代，家里但凡有事可做都不会跑来当兵，只有那些知识青年会在革命时毫无顾忌的投军，但他们投奔的也是革命军，革命一结束，这些知识青年也就退伍了，留下的也很快成为军官了。　　 因此，士兵们商议了半天之后，终于有人大着胆子向张国焘回应道：“没有，革命委员会没拿走过我家的田地，不过也没分给我家田地过…”　　 有了这样一名士兵带头，底下的士兵开始稀稀落落的回应了张国焘，最终变成了较为整齐的回答，他们都不是土地改革的受害者，也不是受益者。张国焘对此倒是在意料之中，毕竟他已经把军官们都排除了出去，而安徽的土地改革还主要在北部地区，中南部都没有开始过。　　 于是他在士兵们稍稍安静下来后，接着又说道：“所以，结论不就出来了么，你们就不是那些反动乡绅口中的良民，自然也就不会是暴民了。　　 至于说，你们没有从革命委员会手里分到田，那是因为在反动士绅的抵制下，安徽的土地改革推行不下去，所以你们才分不到田地的么。　　 为什么我要说他们是反动士绅，因为这些士绅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考虑过人民群众的利益。虽然有的士绅说，自己也曾经修桥补路，赈济乡里，还反对过帝国主义，而我们共和党整天煽动劳动群众作乱，完全就是恨国党。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士绅说的都是连篇的谎言，说我们是恨国党的，我倒要问问士兵同志们，你们家里有几亩田？有几幢房？有几家工厂？这土地、房子、工厂不都是那些士绅老爷们的吗？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是老爷们的，还是你们的？”　　 原本台下还在窃窃私语的士兵们顿时都沉默了下去，张国焘沉默了数秒后才接着说道：“既然这个国家都是老爷们的，我们劳工阶层有什么理由不去痛恨它？那些老爷们把你们当牛做马，然后拿出一点蝇头小利来打赏你们，并让你们为了他们的土地、房产和工厂去上战场，美其名曰：爱国主义。　　 士兵同志们，你们为了老爷们累死累活，还要流血牺牲上战场，这就算是爱国主义了吗？老爷们的国难道不应当让老爷们自己去爱吗？　　 我们确实是恨国党，不过我们恨的是老爷们的国家。我们劳工阶级应当爱自己的祖国，什么是劳工阶级的祖国？就是土地、房子、工厂归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我们要为劳工阶级的祖国去流血牺牲，去努力奋斗，因为只有在这个祖国之中，我们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是老爷们的奴隶…”　　 台下的士兵一开始是沉默的，接着就有人突然鼓起了掌来，然后整个台下的士兵们都跟着鼓起了掌来。站在营房一侧岗哨边的几名革命军军官也情不自禁的为张国焘的演讲鼓了鼓掌，其中一人松了口气说道：“我还以为那位陈主席就是个白面书生，没想到他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人物，这次我们似乎要少了许多麻烦了…”　　 3月17日，在张国焘的鼓动下，国民革命军驻安徽部队的支持下，安徽陆军第二旅第四团进入了合肥城内对参与了土匪叛乱事件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清除。　　 3月19日，合肥市民改组了本地的革命委员会，取消了当地的政府和议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于革命委员会。当日，当选为合肥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发布命令，宣布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生产资料及超出合肥人均收入以上的个人财产。　　 3月20日，合肥地区内的各县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宣布一切权力归于革命委员会，开始抓捕反革命分子及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到3月25日为止，安徽中部的局面焕然一新，超过3000名反革命分子被拘捕，当地的大地主和大商人纷纷出逃安徽。　　 原本还在攻击安徽革命委员会的本地舆论顿时消失了大半，虽然一些安徽地方名士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认为共和党正在毁灭安徽，不过中原局倒是向陈独秀发来了难得的赞许电报，要求安徽革命委员会再接再厉，扩大当前安徽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