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2日中俄志愿军正式跨过中朝边境开始，吴川就忙的连同安娜吃顿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爆发导致了许多额外的事务，更重要的是吴川一连签署了数个法令交给了劳动和经济委员会进行讨论。　　 首先是劳动意外灾难保险法，向全体在岗职工提供保障的法律，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都必须为职工提供保险，公务员、教师则由政府缴纳保险费用。这一条法律大致内容是根据德国在1884年制定的劳工意外灾难保险法修改而成的。接着是劳动伤残补助及社会保险法，也是照着1889年德国制定的相似法律修改的。　　 然后是军人优待法及军属、烈属保障法，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军人的地位、抚恤金的发放和对军人、烈士家属的照顾办法，使得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法律颁发后极大的激励了民众参军的热情。　　 最后便是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首先是规定了小学义务教育，并确定了每年教育经费的比例及最低投入，并把当前的学校教育划分为了5+2+2，将原先的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合并成了五年制小学，然后将初级中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改为了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　　 这几条法令激发了委员会内部和社会舆论的大讨论，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大多数群众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也有不少声音持有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倒也不是反对法令的本身，而是觉得这些法令现在推出的话还太早了些，以革命委员会当前靠着借债支出的财政，再颁发这些需要大量花钱的法令，也许会让革命委员会破产。　　 党内的反对声音以宋云桐为主，他主张应当分阶段实行这些法令，集中实施不仅会让下面做事的同志忙的焦头烂额，也会对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与其到时难以为继的时候中止，倒不如放缓脚步等待经济发展到能够支持这些法令实施的时候再说。　　 社会上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外国的资本家和本国的企业主，虽然在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比如英国、德国都开始用社会福利制度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但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本是在英国和德国也没有完全落实下去，更不必提其他资本主义国度了。比如美国虽然工资高于欧洲，但是社会福利方面却没有任何的法律保障。　　 这些资本家连本国的工人阶级都不愿意提供福利保障，更不必说要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福利保障了。至于中国的企业主，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弄不明白，更不用说什么社会福利制度了。对于他们来说，既然已经给了工钱，那就没有理由再给一份福利。　　 再加上眼下革命委员会又和日本爆发了冲突，和协约国之间闹的也不愉快，因此国内外的资本家们都觉得革命委员会难以离开他们，于是他们对于这些优待工人阶级的法令抵制的不可谓不强烈了。而委员会内部，甚至是党内的一些同志，也有些畏惧于这股来势汹汹的力量，不免就向吴川提出暂时避让的策略了。　　 吴川并不认为这些资本家的反对是坚决一致的，随着一战的开启，两大工业集团的拼杀很快就会让世界尝试到什么叫做商品短缺。所以，很快谁掌握了生产能力谁就掌握了财富之源，那些资本家再怎么反对也不可能和金钱过不去，他们迟早是要向工人阶级投降的。　　 但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等到战争结束各交战国的工业能力恢复生产，再让这些资本家把到了嘴里的利润吐出来，那才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想要让资本家们低头，光凭借金钱利益的引诱也是不够的，革命委员会还必须在战场上证明自己，让他们知道动用武力是无法奈何革命委员会的，他们才会用正常的头脑去理智的思考。　　 所以对于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吴川只是置之不理，等到着战场上传来一个足以改变时局的胜利，再继续推动这些法令获得委员会的认可。　　 不过9月5日这一天，他又多了一个新的麻烦。负责教科书编撰、审核的教育学会成员章太炎、赵必振，两人就小学、中学教科书的编撰一事争执不下，最终跑到了他这里要求他做出一个裁定。　　 吴川请两人坐下喝了一杯茶，这才让两人心平气和了下来，就教科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吴川听了几句，算是明白为什么会争吵不小了。　　 章太炎是觉得赵必振学问不足，只会往教科书内塞革命理论进去，完全不顾及学生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党内翻译马列著作的主要译者，赵必振则觉得章太炎架子太大，身上旧文人的习气太重，对于革命理论又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编撰、审核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意义。　　 吴川听了几句之后，就对赵必振批评道：“太炎先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革命理论并不是只有干巴巴的道理，革命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是让人心生向往的。作为中小学教材，考虑到学生们的想法，让他们学习之后主动去追寻革命道路，才是我们的目标。　　 总不能因为学了我们编撰的教材，反而让人开始厌恶革命，那就是真正的政治事件了。我看你确实应该向太炎先生认个错，认完错就回去重新修改教材，确保文章能够让太炎先生满意，到时也给我送几本，我要翻一翻。”　　 虽然挨了吴川的批评，但赵必振却是心甘情愿向章太炎道这个歉的，反倒是章太炎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勉强的接受了赵必振的道歉。当赵必振离开之后，章太炎正想和吴川开口，却不料吴川已经先行出声向他说道：“太炎先生，我知道在学问上不要说东北，就是全国也是没有几人能够及的上你的。　　 您对于教科书的编撰有意见，我听了听认为这些意见都是无伤大雅的。如果教育学会的同志们有更多的精力，修改一下也行。要是时间上确实来不及，那就只能等二版再去修改了。不过赵必振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教科书内必须体现出革命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以确保中小学生从一开始就竖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和世界观。这也是革命委员会究竟能否把革命理念传递下去的根本，没有这些后来者的加入，革命就会成为无根之木。”　　 章太炎依然不能认同这样的主张，不过对于吴川他的态度就显然柔和的多了，他压制住自己的脾气说道：“可教书育人首要在道德，其次在学问，怎么能够把革命理论作为首要的教育内容？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心里充满了暴力，恐怕不是社会之福。”　　 吴川伸手取过茶盏饮了一口茶水之后，这才整理了思路开口说道：“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能塑造我们的过去；谁塑造了我们的过去，谁就能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认为这句话用在教育上，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教书育人首要在道德，其次在学问，我并不否认这种主张是美好的，但却并不是革命委员会所需要的道路。　　 再谈到教育问题之前，我想请教太炎先生您，您以为未来的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收回被满清出卖的各项领土和利权？”　　 听到吴川问了这个问题，章太炎几乎张口就想出声，但是他只是说了“当然”两字后就停顿了下来。若是去年他刚到东北，吴川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能够滔滔不绝的和吴川说上三天三夜。但是随着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过世，孙文、黄兴的被迫出国避难，袁世凯打着修宪的名义废除内阁、国会，实施了独裁的总统制后，章太炎突然发觉他过去所设想的种种治国之道，在当今的中国都成了空中的画饼，无有一样能够实现的。　　 虽然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还能在东北、山东找到一个安身之处，但这都是共和党人建设起来的地盘，根本和他们之前鼓吹的共和制度毫不相干。在这样的现实下，章太炎终究不是孙文，不能昂着脖子死不认错，依然认为只有共和才能救中国。现实就是，共和连自己都保不住，在袁世凯的强权下，共和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犹豫了半天之后，章太炎终于摇着头不怎么甘心的说道：“恐怕还是要走革命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起一个令全国统一号令的中央政府。除此之外，其他政体恐怕都是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的。”　　 吴川对此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看待的。不过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具备一个基础，那就是要建立在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基础上，否则就不叫民主集中而是应当称之为独裁专制了。　　 何谓多数人的统治，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工农阶层成为国家的主人，毕竟工农阶层占据了我国9成人口，他们正是绝对的大多数。共和党就是知识分子和工农阶层结合的政党，代表着多数人的利益执掌政权。如果共和党失去了工农阶层的支持，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执掌政权的合法性。　　 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自然是要教育民众服从于秩序，因为大多数民众都是被统治者，统治者自然希望被统治者是温顺且柔弱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政权，自然要首先教育民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因为作为统治者的一员，我们首先要警惕共和党蜕变为少数人的俱乐部。　　 我们现在要教育的，都是将来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是未来中国的领导者。如果他们不具备反抗暴政的意识，不懂得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明白如何通过斗争去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那么他们和农地里劳作的牛羊又有什么区别？在当前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能够把国家交给一群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吗…”